回憶似水- 憶梨華

散文

回憶似水- 憶梨華

趙淑俠

11

新冠肺炎如燎原大火,席捲了整個世界。紐約是重災區,為了防避流行疫症,人們都躲在家中,我已五個星期沒有走出公寓的門,日子過得甚是鬱悶。五月一日那天,像每天一樣地打開電腦,先看中文的國內新聞:“旅美華人作家於梨華染疫病逝”,什麼,於梨華病故了!她已不在人世了!……我愣愣地對著那些字,一時無法整頓情緒。

遷居美國已十多年,兩人之間沒有往還,若說彼此不相識嗎?當然不是真話,我們曾是同學,有過共同的少女時代,也曾是無所不談的密友,前後一算,相識整整七十年,比一甲子還多了十年,時間不可謂不長。

一九四九年初,在內戰打得激烈,國軍節節敗退之際、父母帶著我們一群孩子,逃難到台灣,基隆上岸後,立刻隨著一群同鄉朋友直奔台中。一家人住了三週旅館,便搬入購得的新屋,算是安定下來。那時我正讀高中,要立即找個學校插班,目標是台中最好的女子中學台中女中,但學期中不能入學,只能旁聽,於是我便做了班上唯一的旁聽生。位子就在於梨華的旁邊。她白衣黑裙齊耳短髮,拍拍旁邊的椅子,說:你坐這裡……她是我在臺灣認識的第一個同學。

那時的台中女中全校只有五個外省人,梨華本是那班唯一的一個,加上我變成了兩個,她顯然為此十分高興,對我友善且照顧。她父親是台中糖廠的廠長,家就住在糖廠的大院子裡,從第一天相識起,她便邀我去她家玩,我很快的便真去了,認識了她的父母家人,她家孩子也不少,妹妹雅華和好幾個弟弟。她最小的幼弟大約只有兩三歲,最為她疼愛,喜歡蹲下來叫那弟弟親她的臉。她把臉轉來轉去,叫那小弟「親這邊」「親那邊」,看來非常甜蜜。我家中也有個差不多大小的弟弟,回去也效法她那樣,把臉轉來轉去,叫「親這邊」「親那邊」,覺得非常有趣。

我初到臺灣,不懂本地話,對很多事都弄不清,梨華很起領導作用。大環境在變,內戰已呈結束狀態,逃難的人大批湧進臺灣,急需入學的學生每天在增加,為了安頓這些學生,學校建立了一套辦法,例如增加班次等等。梨華和我都上高三,但高三學生太多,要由一班分成文理兩班,梨華是理班,我是文班,兩人也曾依依不捨,還互贈了一張照片以為紀念。好笑的是文理兩班的教室並排而立,就在隔壁,走路只需三四分鐘,要見面容易得很,「別離」是強說愁似的假議題。事實是,少年人交朋友容易,沒過多久,就各交了幾個自己班上的新朋友,兩人間的互動,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女中畢業後,更是滄海桑田各有命運,斷了往還。

我一九六○年到歐洲,很努力的打拼,想在陌生的歐洲爭取一方生存之地。那時世界表面和平,其實冷戰較勁的氣氛正濃,歐洲的社會風俗與我過去的生活環境大大的不同。這一切,讓我這個台灣出來的青年女子感到震憾,尷尬,情緒抑鬱很不快樂。直到學成美術設計師,在工作上找到興趣,心情才開朗起來,自覺前途顯現了一線曙光。

那時我的全部精神都投注在工作和生活上,除了每月給臺灣家人一信外,跟外界幾乎斷了往來。一九六七年的初夏,突然收到吉錚從美國來信,說將同於梨華遊歐洲,想到瑞士看看我。緊接著梨華的信也來了,滿篇思念的話,闊別多年想要見我。其實吉錚與我並不熟,總共只見過數得過來的幾次,但她專程要來拜訪我,信寫得誠懇,懷舊之情躍然紙上,而梨華,曾是我同窗老友,有過密切交往,我當然是歡喜見到她的。我回信說:老朋友,我張開雙臂歡迎妳們。

那時我們正在搬家,從市中心區搬到綠林區的一棟老屋,其實房子本身很普通,吸引我的是前院門邊上的那棵紫楓樹,後來我索性就給她取名叫紫楓園。老屋更新頗像老人裝年輕,十分麻煩而不見有多大功效。光是裡裡外外的刷洗上色已折騰了好幾遍,然後還要換百葉窗,要重舖地毯,各屋堆著大紙箱,新製的窗簾也還沒掛上,而後院要開闢菜園,工人正在掘土挖石的施工……說真的,真不是接待客人的好時光。

我在公司請了三天假,預備接待朋友。兩人依約而來,十幾年離別,終於在這麽遠的異國他鄉見面了。吉錚穿一身淡綠色旗袍,頭髮挽在腦後,眼角眉梢間有掩不住的輕愁。只在見面的短短時間內,我便發現她幾乎已是另一個人。她溫柔厚重、態度坦誠,使我無法不喜歡她。

梨華也彷彿變了不少,我們同窗時的青澀女孩子氣沒了,代之的是以前沒有的成熟和幹練,最沒變的是她爽朗的個性,見面沒寒暄兩句話就說:「我好餓,路上我就跟吉錚說,不知趙淑俠會給我們吃甚麽?」。聽她的話我才明白,原來她們已在歐洲遊歷了十來天,卻一頓中國飯也沒吃過。吉錚也說:「我的胃已經受不了啦!」我說:「在這裡要去中國餐館得開車兩個小時。我給妳們準備了中餐,來吧!」

三個人坐在餐廳裡,我端上早預備好的菜餚,吉錚高興的說:「四菜一湯,紅燒牛肉……真好!」於梨華問:「你先生呢?怎麽不來吃飯。」「他去西德出差了,後天才回來,你們這次見不到了。」「他出差很多嗎?」我說:「不算少。」見兩人吃得快樂,我又說:「你們來得太急促了,否則我可以發綠豆芽,做豆腐給你們吃。我會做豆腐,跟一個香港來的朋友學的。不過我做的豆腐只能煮不能炒,一炒就碎。」

吉錚聽得笑了起來,梨華停下筷子,看了我一會道:「先生經常出差,你就發豆芽做豆腐。趙淑俠很勇敢!」「這裡的生活就是這樣子,買不到中國食品。」我挺不在意的說。其實從她的表情上,我看出老朋友的關懷。 

那晚上三個人聊天話舊,談到往事、故人、也談到她們的小說創作,兩人都有大計劃。她們也問到我未來有何打算?梨華說:「記得你喜文學,我們同班時你的作文是最好的。」我說:「我現在的目標就是做好設計工作,在西方商用藝術界佔一席之地。歐洲缺少一個華文文壇,將來有待努力……」我說了一大串有關對歐洲華文文學的想像。三個年輕女士氣宇軒昂,直說到深宵三點。

第二天我陪她們去蘇黎士,逛公司、看錶店、吃瑞士飯,本來還想乘遊輪繞湖一周,卻因走得太慢,晚了幾分鐘沒趕上,只得望湖興嘆。三天很快的過去,我把她們送到機埸,鄭重道別。第二年,就是一九六八年,我先生去波士頓開會,我也跟著來休假,看朋友,還在梨華家待了兩天,認識了她丈夫孫至銳。覺得他們的生活滿和諧,真沒料到後來會離婚。更沒料到的是吉錚竟以自盡結束了她年輕的生命。

那些年,我一直努力而認真的生活,在歐洲的美術設計界Susie Chen不是陌生的名字,但我不以此為滿足,文學創作始終是我深心裡的最愛。真正不間斷的專業寫作,自一九七二年起始。那年我決心擱下設計工作,回歸文學,發表了一連串的散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之類。我的作品在台灣、香港、新加坡、和美國、歐洲的中文報章雜誌上發表,由於很真實地反應了海外華人的心態,也就很引起讀者的共鳴,整個的發展過程尚稱順利。但我認為只有華人能領略其中含意是不夠的,我是多麼希望那些歐洲人也能體會到,他們國家內的移民們的所思所需,而能產生更深的瞭解與和諧。                                  

一九八七年初,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語的短篇小說集《夢痕》(Traumsyuren),在西德出版,因為內容描寫的是海外華人的遭遇和情感動盪,寄居他鄉的寂寞,日常生活中的困難等等,使西方讀者初次注意到,原來這些移民來的中國人的生活和心理,並不似他們想像的那麼單純,在豐衣足食之外還有精神需求和家國之思,和必需面對的困境,乃至因西方社會對華人歧視而衍生的困擾。這使他們很出乎意外,立即引起廣泛的注意,瑞士的幾家大報都有評論和介紹,記者來採訪、電視來做專題紀錄影片,許多文化團體來邀請我做演講。通常的情形是:從主持人到聽眾全部是西方人,只有我這個主講人是東方人。後來又出了德文短篇小說集「翡翠戒指」,並把長篇小說「我們的歌」的德文本出版。

歐洲原是華文文學的沙漠,由於華裔移民漸漸增多,華裔作家也相對的多起來,但都是閉門耕耘,各寫各的,並沒有以文會友的機會。基於這種情形,我聯絡一些文友,大家熱心奔走,歐洲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全歐性的華文文學組織:「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巴黎成立。所謂歐華文壇,終於有聲有影的傲立於世。

這段時間我和梨華並無直接往還,只是偶在開會時遇到,也曾同台演講。一九九一年「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在洛杉磯開第二屆大會,我遠從瑞士趕來出席,兩人相見談笑甚歡,梨華曾到我的房裡聊天,老朋友說的盡是陳年往事。但最後還是談到小說創作。我說:「你的小說寫得好。但如果走出海外華人的圈子,和當地人直接往還的故事,寫起來也很好。」她聽了顯然不太高興,道:「那樣就能促進不同民族更團結嗎?小說家的任務就是把小說寫好,不應對社會呀民族呀,負甚麼責任!」

有關這一點我和梨華的看法總是相異,她認為「作家只管把文章寫好,別的不管」,我則認為:「作家是社會一份子,不能說對社會沒有責任」。

目前我的近況可說十分「安靜」。因健康關係,停止寫作已數年,不去旅行開會,不做演講,當罷休時且罷休,平心定氣的過著伴藥生活。但梨華大去,仍使我感到震動,不得不寫篇小文來送她。

梨華天份高,又肯好學努力,從年輕寫到老,從不懈怠。她著作等身,卓然成大家。如今譽載盛名,帶著飽滿的一生歸去,應無所憾了。但我憶起前塵往事,腦際頻頻出現那個白衣黑裙齊耳短髮的女孩,她拍拍旁邊的椅子,說:你坐這裡……回憶似水將人淹沒,七十年是何等的長,怎麼在感覺上竟是如此的短!回眸往事,悲不自勝。梨華一路好走!

(原載 世界日報副刊)

(寄自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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