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 (劉大任)

（枯山水系列) 西湖                              劉大任

   

    事情都從西湖開始。

 

    那是尼克森訪華後的年代，文革已近尾聲但海內外卻很少人察覺的年代。因緣湊巧，我跟翔和在杭州的華僑飯店不期而遇。那個年代，獲准回大陸探親的海外華僑，人數不多，台灣出身的，就更屈指可數了，而我們兩個，差不多二十年沒有任何來往，卻在同一天到了西湖，又在湖濱的飯店餐廳裏面，碰見了。

    若不是翔和發脾氣，跟服務員吵架，我想，那天我未必就敢認他。他正在火頭上，當然也不會注意我。彼此的臉型也許改變不大，身材早已不是當年成功嶺時代的模樣，但他雖然變成了個矮胖子，吵起架來，指手劃腳、口沫橫飛的態勢，仍不減當年。我於是大着膽子，試探：

   ”是翔和嗎？三連二排一班十一號？”

    半天沒有動靜，我以為自己認錯人了，有點尷尬，吵架的場面倒因此冷了。

    那男子還在繼續攻擊。

   “什麽態度，你這是為人民服務嗎？”

    面色緊繃的女服務員，一面退回廚房，一面回嘴。

   “不吃拉倒，八點關門，什麽都沒了。”

     接著，老朋友的口吻，讓我從多少有些猶豫，立刻變成驚喜。

   “二號？你這些年，死哪兒去啦！”

     那天晚上，我們在‘樓外樓’喝了個痛快。

    當然，那時候的‘樓外樓’，也不怎麽樣，就是特別招待外賓的樓上‘雅座’，桌面油膩膩的，滿地下碎骨爛菜香煙頭，服務員的臉色，一樣大義凜然。

    我是當天上午到杭州的。賓館報到，撂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出遊了。

    多年魂牽夢縈的西湖，沒半天就索然無味。為什麼呢？

    沒在那個年代親歷西湖的人，是無從想像的。

    那半天的西湖獨遊，只能用‘心驚膽戰’四個字形容。

    偌大的西湖，遊客寥寥無幾，除開船工，幾乎一無例外，都是外賓華僑。怎麽知道呢？很簡單，穿著打扮，把西湖裏外的所有人，分成截然不同的兩類：有顔色的和沒有顔色的。所謂‘沒有顔色’，也不盡然，應該說是灰、黑、緑幾個單色吧。

    更讓我吃驚的，是‘單色族群’臉上那種木然的表情。湖邊蹲著遊手好閑的，店鋪裏面管理買賣的，馬路上排隊行進叫口號唱軍歌的，好像全按照某一天書操演於己無干的故事。山光水色依舊，但是，看到的人，異樣陌生，讓我有點怕怕的。

    我到處逛了一圈，越來越覺得自己孤魂野鬼一樣，無端墜入醒不過來、無法逃離的夢魘。

    不過，從第二天開始，我的心情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應該說，從巧遇故友那一刻，變化就開始了。

     因為白天的經驗，見到本來並無深交也鮮少往來的朋友，仍覺特別溫暖，簡直像得救了似的。

     然而，這個‘救贖’，又不太可靠。原因是，交談中，翔和透露，他這次的杭州行，是來相親的，雖邀我同遊，我不免猶豫，怎麽能做電燈泡呢！

     第二天一早，我更後悔答應他，但我脫身不了。因為，他說：對象是親戚介紹的，從沒見過，聽說一心為了出國，你幫我出點主意嘛！

     根據前晚商量好的計划，未來三天，翔和堅持：你就跟我走吧，這裏，我熟的不得了，保管你愉快盡興·····。後來我才知道，他所謂‘熟的不得了’，是因為他約好的嚮導，就是他的相親對象，杭州土生土長的。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雲英，也是我第一次感覺，儘管時代凶險，大環境暴戾恣睢，還是有些東西，似乎永遠撲滅不了。

     是因為山溫水軟的西子湖嗎？

     雲英是杭州藝專的畢業生，父親是該校教授，雖與徐悲鴻都是留法的，但他的畫風，接近後期印象派，始終拒絕寫實路線，如今打入了牛棚。

    一見面，雲英介紹她自己說，她一輩子從沒離開杭州，連近在咫尺的上海都沒去過。這在那個紅色年代是難以想象的，難道席捲全中國的紅衛兵串聯活動她都置身事外了嗎？現在又動腦筋，想出國，這不是有點奇怪嗎？受人之託，我心裏存着這個問號。不過，這個問號，沒半天，便釋然了。雖然初次見面，我完全相信她用不著說謊，她是我見過的大陸女子中最不‘大陸’的女子，外形給人的感覺就一見難忘。那時代的大陸女子，基本分為兩大類型，一胖一瘦，胖的都顯浮腫，瘦者則乾硬，雲英屬於後者，但跟這兩類人不同的是，她雖瘦卻毫不枯燥萎黃，好像汲取營養無需外求，內斂而自足，別有一種滋潤。皮膚下固然隱約可見淡青血脈，卻似深秋紅楓，葉脈與葉色渾然一體，反把她的膚色襯出一種幽幽的光輝。一旦看到這種只能在暗淡背景中顯露的光輝，她的五官四肢身材體態便讓人覺得特別舒服，就像在博物館觀賞玻璃櫃中珍藏的古瓷，一面被深深吸引，同時又不免擔心，如此稀有又如此脆弱，能永遠留住嗎?

     同遊一天之後，我的印象更讓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了。這樣的年代這樣的地方，怎麽還有這樣的人活著？大概要到若干年後，在香港的雜誌上讀到《傅雷家書》和楊絳的《幹校六記》，才算是有些理解。

      我們三個人，由雲英帶路，在西湖玩了整整三天。三天裏，雲英主張，名勝古跡就不必看了，雷峰塔倒塌未修，岳王墳遭到破壞，封閉了。靈隱寺只剩空殼，既無和尚，也無香火。蘇小小墓早就刨了。孤山梅花已謝，西泠印社殘破不堪。蘇隄倒是順路走了一下，季節已過，桃李無花，只剩煙柳，其實遠觀更好。恰好是六月天，我們就看了三天荷花。

     也許因為還有生產價值，雖在文革動亂期間，西湖的荷花保持完美。

    據雲英介紹，西湖賞荷，主要三個地方：別號小瀛洲的三潭印月，岳墳與蘇隄之間的曲院風荷，以及距離最近的白隄與裏西湖之間的湖濱馬路一帶。因為只有三天時間，我們就按照距離遠近，逐片賞遊。

    三片荷塘風味不同。裏西湖一帶，須黎明即起，划小艇，過斷橋，繫舟孤山放鶴亭下，上岸入亭，躺籐椅上，吃軟紅藕粉，飲碧綠豆香龍井。早餐伴隨荷香陣陣，但荷香天色愈明愈淡，所以非早不可。天色未明，我們就在雲英事先安排好的碼頭上船了。

    第二天遊小瀛洲，上岸後，過九曲橋、十字亭，便可見處處葉田田而花亭亭，最意外的是，湖樓上，陳承鋆所書名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居然逃過浩劫，只是字跡略顯剝落。那裏吃到的熟藕，藕孔中填滿糯米，蒸熱後切片拌糖，鬆軟可口，有一股清香。

    終於在第三天出遊的曲院風荷見識了雲英特別推薦的‘並蒂蓮’。我們看到的不多，而且，都是粉紅品種。她說：杭州人一向把一枝兩蕊的白荷看得最為珍貴，只可惜這幾年，稀有品種不知怎麽的，好像知道世道人心似的，都拒絕開花了。

    三天相處中，這可能是她說過的最激烈的話。

    即便帶著些抱怨的語氣，聽到後，並不覺得刺耳，反而有點像檸檬茶，微微的酸味，更覺雋永。

    歲月蹉跎，文革時代的西湖遊，雖然短暫，卻永遠有個不可磨滅的印象：一想到西湖，眼前便是荷花，而雲英與荷花，尤其是並蒂蓮，彷彿無分彼此，成為融合的影像了。

    然而，正因有此自覺，西湖別過之後，便主動減少了跟翔和的聯繫，即使他找我，我也儘可能推托，不久就不再來往了。但我確曾收到過雲英的兩封來信。第一封只是平常問候，我沒回。不久又收到一封，這封信，我至今還保留著。

    終於聽人談起，翔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鬧到最高層，才獲得批准。至於他們的婚禮和婚後情況，我都不太了然了。

    現在重讀雲英的那封信，發現字裡行間，隱約埋藏着一些消息。

    信一開頭便提到：“杭州數日相處，談得非常投機。”當時以為只是客套，不曾往深處想。問到翔和的那一段，更加明白。她寫道：“我跟他好像不是一類人，也對他的直來直往脾氣，有點害怕。”

    那麽，她確實是在何去何從的重要關頭，試探著，向我求援了嗎？

    可是，我也自問：我能夠像翔和那樣，不怕任何困難，一往直前，不達目的，死不甘休嗎？

    我相信，我大概是做不到的。所以，這封信，我也沒回。

    我跟雲英，後來又見過兩次。

      第一次，是她嫁給翔和的不知多少年之後，我鼓起最大的勇氣，到醫院去探望中風病倒後坐在輪椅裏面的翔和。雲英送我出來，我們在那個病人曬太陽的長椅上，坐了幾分鐘。那幾分鐘，真比一生還長。兩個人都沉默着。然後，她說了這麽一段話：

      “現在，我總算可以愛他了。他是那麽無助，完全沒有希望·····。”

     我心裏不覺絞痛，卻什麽也沒說。

     再一次見面，是在海外華文報紙上刊登了華人圈為之騷動的‘自殺殉情’新聞之後，就在雲英、翔和的共同葬禮上。棺中的雲英，化了妝，白裏透青的臉上，雖略施脂粉，仍然像一朵純凈素白的荷花。

     既無天災，也沒有人禍，那兩天，‘殉情案’成了頭條，著實取得轟動效應。記者的生花妙筆，把一對老夫妻的非自然死亡，渲染得悽艷絕美。警方的調查報告，似乎配合着這種邏輯，現場沒有任何掙扎痕跡，兩人的胃液，都查出致命劑量的毒藥，來源毫無疑問是翔和，他原是化學專業。遺書雖是翔和一人的手跡，但雲英確在書尾簽了字，因此根本排除了他殺嫌疑。

     報上翻印了遺書，字跡看來相當冷靜，反映了決心。內容也簡單，只說：我倆自願結束生命，與他人無關云云。我相當肯定，雲英簽字時，也一樣冷靜。

    然而，這個‘殉情’的說法，我無論如何都難以接受。頭條新聞，從來不問也看不見新聞背後那隻巨大無形的手。而我，卻像一個小孩，第一次看見玻璃酒瓶裏帆桅齊張的海盜船，不能不問：這條船，怎麽開進去的？

    這是完全看不見任何外傷的死亡。海盜船進瓶、張帆、封瓶，應該有個過程，這個過程，必然複雜，必須準確，我無法理解。

    雲英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一切無法追尋。

    我不知道他們的最後一夜是怎麽過的，不過，我的感覺自己很清楚，這些日子來，我經常看見，雲英的頸部，留有化妝難以掩飾的指痕。

    是翔和的手指，也是我的。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