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說《閒書閒話》

    董鼎山大哥把《閒書閒話》放到我手上時，書名先就吸引了我。作者朱小棣卻是第一次碰上，愛閒書的我不厭舊卻喜新，多幾分好奇。他英文著作有自傳《紅屋三十年》，和《狄仁傑故事集》。後者，我已經讀過，真是好閒書。前者郵購已寄到，我正心急地盼著外子快快看完。 

    讀書的快樂大致有三：與作者心有戚戚：佩服作者獨特的見解：獲得新知。我讀《閒書閒話》是三樣快樂具備。但是還有更大的快樂，那就是作者文采斐然，字裏行間充滿情趣。雖說書中文章都談書，但是不走一般書評的路子，幾乎篇篇都是極好的隨筆，又好看又親切，好像是跟朋友聊天，而這個朋友正是友直、友諒、友多聞。他自己說寫這些文章，“找到隨筆這一形式，趁隨意讀書流覽之便，發個人獨特之議論，既表達完全主觀情緒，又提供盡可能客觀的觀察與分析”。尤其難得的是，作者下筆時心裏有讀者，又有卓越的表達能力，不需要憑藉讓人望之卻步，造成閱讀障礙的大辭彙，我們因而更能在閱讀樂趣中享受到心靈的互動與交流。 

    在《聽哲學家說文學》中，作者認同哲學家成中英的文學觀。他引用了兩段成中英的文字，顯然因為它們體現了他自己的看法。成中英說“在文學與藝術中，我覺得最基本的感受是：希望能把美的東西表達出來，或是把所希望表達的東西表達的很美”。他認為這就是藝術的原動力。成中英強調形式的重要，也說到了他的心坎上。成中英說作者不一定要瞭解他的作品的哲學意義，“只要他能抓住生命的情態，把它直接表現出來就很好了。他所表現出來的情態在哲學上可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命題，也可能不是一個命題，而只是一個問題，也可能只是一個困擾。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情態的表現離不開形式。因此，文學的一個功用可以說是透過形式對自我與世界做瞭解”。讀到這裏也引起了我的共鳴。

    在《讀書與讀人》中，作者讀了黃宗江的《讀人筆記》論述了幾件黃宗江的可愛事蹟後說，“讀完了眾多人物，我對作者黃宗江的個性人格也瞭解得大致不離，較其身邊親朋好友怕亦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讀完《閒書閒話》也覺得跟作者朱小棣很熟了，知道他率性，而又有個性，有所執著。比如他喜愛余秋雨的散文，經友人建議他就答應簽名送余秋雨一本新書，等到朋友談及余秋雨的一些作為，他立即感到尷尬非常，並且特地記下此事，以為來日之鑒。他在談及劉半農對詩評的態度時發了一番令人叫絕的議論：“看看我們今天的文字，那些連篇累牘、詰屈聱牙的詩論和文學評論，不要說讀得令人頭痛，哪怕是多看一眼仿佛都會生出牙痛來”。在《叫我如何不想他》這篇中作者讚揚劉半農，說這位推動白話文運動的旗手，文言根底比起當時那些捍衛文言的毫不遜色，舉《記韓世昌》一文為例，說“百十來字，立一伶人于史也”。我讀了引文，如癡如醉。忍不住照錄如下：“韓世昌，伶人也。嘗從武進趙子敬習昆曲。子敬老病死京師，世昌出五六千金為料理後事。此事在梅蘭芳等當如九牛之拔一毛，於世昌則為難能。世昌演劇，嘗見賞于新聞記者邵飄萍。及飄萍為張宗昌所害，故舊莫敢往收屍，獨世昌毅然往。嗚呼，世昌伶人也，人徒知世昌之為伶人也。”作者深愛此文恐怕不僅著眼於文字吧。 

    因為覺得作者像朋友，讀著某些段落時也忍不住在心裏要跟他對話。他提到張愛玲“客死他鄉無人問”死了以後卻造成轟動。其實他鄉的張愛玲，從生到死一直有人問，連垃圾箱都有人特意去翻，期望能掏到寳。他論及蘇曼殊說，“蘇曼殊的創作、翻譯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創作皆以言情為主，翻譯則嚮往革命。選擇譯拜倫，與原作者的革命性有關；改篡雨果，也是為使內容更加革命。這樣分裂傾向與人為劃界，不知是出於何種動機和用心”。我想蘇曼殊本性浪漫，他的革命情懷則是從遭遇中成長出來的。文學創作依賴天性，他大約寫不出革命作品，只好翻譯別人的著作。創作發抒他內心感性，翻譯體現他對社會關懷的良知。 

    閱讀《閒書閒話》是一場愉悅的經歷。作者學識思辨的積累，醞釀出芬芳的文字。作者朱小棣，南京人，1987年自費留美，1991年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1997年起在哈佛大學擔任研究員。他的英文著作有二，《紅屋三十年》和《狄仁傑故事集》。後者正由一家法國出版社翻譯成法文出版。《閒書閒話》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6月初版，2009年9月二版。

 2010年七月，寫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