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鹿港發現歷史：施叔青《行過洛津》讀後 (錢南秀)

   《行過洛津》以梨園戲子許情 (藝名月小桂)半生經歷爲主綫，描述洛津（鹿港舊名）在嘉慶、道光、咸豐三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演變，折射出洛津作爲清代中國的一個特殊部分，在外力与内應的震蕩中跌宕起伏，從而為讀者理解臺灣、中國、乃至世界近現代的動蕩演變，提供了一個鮮活例證。

    誠然，小説並非歷史，然而好小説卻往往比歷史書寫更能反映歷史真實。史學泰斗陳寅恪先生便為學界設立了以文學證史的典範。如《元白詩箋證稿》以詩證史，《論再生緣》以小説證史，文中引許顗《彥周詩話》謂：“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1]  蓋因文學描寫世態人情，有其内部邏輯在，非外力所能曲寫。而小説的空間，更爲廣袤，描寫越細膩全面，越能為讀者提供一個想象世界的整體，俾以思索參與歷史的重建。 

二、每下愈況 

    但小説並非百科全書，如何重現歷史情境，尚需對材料精心結構。施叔青善於以小見大，為論者共識。細究此中手法，諳合中國佛、道傳統。佛學所謂一粒粟中有大千世界。道家對此更有詳盡解説，《莊子 · 知北游》便謂道“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且“每下愈況”，越是卑下者越能曲盡道之精微。《行過洛津》的結構，便著眼在兩個“下愈況”者，一是主要人物許情，一是歷史環境洛津。 

    關於選取人物，施叔青深得中國古典小説創作三昧。如《紅樓夢》以前五囘交待主要人物與作書宗旨，待得展開敍述，卻頗費躊躇，作者故在第六囘作如下交待：

     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無個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説來，倒還是頭緒。[2]

    鄉野村婦劉老老於是堂皇登場，前後三次，進出貴族門第，目睹了榮府由盛至衰的全過程。曹雪芹之所以選取劉老老這位小人物，來做榮府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敍述者，以其不須受任何既定規範限制，惟其小人物，纔有大自由，敍述歷史，盡可由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 

    當然，並非任何小人物均可成爲合適敍述者。曹雪芹選取劉老老，乃因其相對紅樓主體貴族文化的邊緣地位，所謂旁觀者清；又因其女性遠親身份，可進入内院，近距离觀察榮府變遷。施叔青選取許情/月小桂，有異曲同工之妙。許情這位邊緣人物，作爲梨園戲子，地位之卑、身份之賤，無以復加。但他的複雜社會身份，使他能跨越時代——歷經嘉慶、道光、咸豐三朝；跨越空間——由大陸泉州三渡海峽至洛津；跨越階級——上至達官，下至娼妓，均有接觸；跨越性別——既為貴人孌童，也是雛妓恩客，而兼有兩性的性心理經歷。人生體驗，於此恐為至極，正如《西遊記》讓唐僧師徒以男子之身，體會懷孕之苦，非如此不能歷經人間諸難，洞察世態人情而至大徹大悟。同時，許情於洛津，本為外來人，卻又因其伶人兼孌童身份，行走于官衙内院，商賈後房。許情社會身份的遊移不定，一如王維詩《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置觀照者於色、空兩界之間，兩相比照，方能把握色、空相依相存的佛學真諦。施叔青令許情游走於高下、内外、男女兩界之間，也是為著能透過許情視角，通過它与社會各階層人士最爲深切的靈肉接觸，得以對洛津社會生活實行穿透性的觀照。 

    關於選取歷史環境，洛津蕞爾小港，卻是經歷複雜。近現代史上臺灣兩次遭受外族侵佔：一為十七世紀中葉荷蘭在臺灣的三十八年殖民，洛津多少受到影響；一是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的五十年佔領，鹿港與全臺灣同受亡國之痛。但洛津亦曾數次爲正統漢文化壁壘：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據臺灣，對抗入主中原的滿清皇朝，洛津成爲明鄭三代政治文化第二城；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居臺灣，以延續中國傳統文化對抗大陸政權，鹿港亦預其亊。凡此種種，使洛津成爲多重文化的交匯之處，遊走于中心邊緣、本土外族之間，具體而微，成爲近現代臺灣歷史的縮影，與中國近現代史的激烈動蕩息息相關。 

    許情與洛津，這兩個“下愈況”者，在形上層面上則同為天涯淪落的個體。對兩者的描述，既無章可循，施叔青的創作便得大自由。但大自由亦帶來創作思想的大困惑與資料蒐集的大困難。如同她筆下的許情與洛津，施叔青本人亦是天涯淪落者，半生漂泊於臺灣、香港、曼哈頓三島，游走于東西文化之間。《行過洛津》創作準備期間，她似乎特別急於在類似生命經驗中尋求指導。出版於2001年的《兩個芙烈達 ∙卡羅》便記錄了她這一時期的焦灼與期待。墨西哥女畫家芙烈達 ∙卡羅（Frida Kahlo 1907-1954）亦是一位文化漂泊者，且由於少女時的一次車禍，一生掙扎於生死陰陽兩界。生命的大不確定，迸發為對生命起源與意義的叩問。芙烈達的大量自畫像，超越了傳統的面貌描述，成爲對自身身體的血淋淋解剖和呈現。作爲女性，經歷三次流產而終身不育，她尤其著迷於子宮和嬰兒的聯係。嬰兒的形象，無論是她自身，是她早殤的子女，還是她不忠的丈夫，生活中無法把握，凝定於繪畫，成爲她破碎生命的救贖。 

三、見微知著 

    似乎是受到芙烈達的啓示，施叔青以寫作作爲居住之地，對她的原生地鹿港開始了文字之旅，對孕育自身生命的子宮作全面探索，以窮究這一方熱土在人類生存史上的位置與意義。既是以生命存在的原始形態為起點，資料爬梳便不受限制。舉凡正史野史、筆記詩詞、小説戲曲、佛經青詞、乃至商肆賬本、娼家花冊，只要是和洛津有關者無不搜羅殆盡。筆觸所經，從政治歷史，人文地理、宗教習俗、文學戲曲、城鎮建築、海防水利、到飲食衣物，無不曲盡描繪。而人物亦是士農工商、優伶娼妓、海盜蟊賊、乃至洋夷土番，無所不包。 

    利用文學的特性，施叔青對看來微不足道的事情，詳盡描述，處處點明這些細節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与社会各矛盾力量的相互联系。許情三下洛津，自身遭際的變化，和周圍環境的改變，反映了洛津的由盛到衰。烏皮看客在戯棚中為伶人爭風吃醋，牽動的是商界的勢力爭鬥,引出各商號或正或邪的發家史。瘋輝仔在天后宮的義務導覽，交待的是洛津的家族譜系，和地方宗族、宗教、与政治之間的互動。同知朱仕光對《荔鏡記》的道德改寫，則牽涉到政治教化与民俗之爭。於是，整體的故事雖圍繞許情身世，風情繾綣；細節處卻往往風雲變幻，提供了多重解讀的可能。 

    這樣描寫的洛津世俗圖畫，超越了任何意識形態所能規劃的範圍。施叔青筆下的洛津，生命形態如此多姿多彩，任何定性似皆為可能，但也必將受到細節的挑戰。比如陳芳明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當權的同知朱仕光對梨園戲《荔鏡記》的道德改寫，是“中原文化對移民文化的干涉”。然而敍述陳三五娘私奔的《荔鏡記》亦來自中原，《行過洛津》對其來源有如下交待：

    傳説晚明的文人李贄根據這個流傳閩南的民間故事，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編寫成筆記小説，取名《荔鏡傳》，梨園七子戲演出的劇本還是按照李贄的小説改編而成的……。[3] 

    李贄出身泉州望族，而泉州則是洛津文化的原鄉。又，歷史上李贄為明代著名心學學者，作“童心論”，以“情”對抗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他的《初潭集》，改變儒家傳統，將“夫妻”置五倫之首，強調男女之愛為人倫根本。《行過洛津》所敍《荔鏡記》來源，與李贄主張相吻合，應有所本；且《荔鏡記》的民間版本最終抵制了士紳的教化改寫，是草根民衆與李贄以情為本主張共鳴合拍的結果。則朱仕光改寫《荔鏡記》並非中原文化對移民文化的干涉，而是中原文化中理學家與心學家的對抗，是對人間情愛的干涉。《行過洛津》中，施叔青的重寫洛津史，並非以臺灣文化對抗中原文化，而是以人民自己的版本解構官方正統。 

    施叔青十七年香港居，結晶為《香港三部曲》，是《行過洛津》的熱身作，以小見大的敍事方法，彼時已經形成。但相比洛津，香港的文化淵源稍顯單薄，施叔青的千鈞筆力，在洛津的書寫中更有用武之地。《行過洛津》是《臺灣三部曲》的第一部，我們期待著第二部、第三部的出現。並不指望賞心悅目，因爲會有血、會有淚，母體被肢解，嬰兒被割裂，但虛構情節後的歷史，會脫離任何意識形態的框架，真實到近於殘酷。 

    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有太多的血腥和紛爭，有太多的失望與無奈，但我們仍然愛著這個世界和它孕育的生命，祈望它變得更適合於人類與萬物的和諧居住。為著這個目的，我們需要用自己的眼光來了解，用自己的文字來把握這個世界和它的歷史。這應是施叔青寫作《行過洛津》的初衷吧？  (2005年5月31日，於德州休城槲聊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