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識廬山真面目 (朱琦)

(作者簡介: 朱琦﹐學者﹑作家。1990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1991年春遊學日本﹐1992年秋到美國訪學。曾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系﹐自1999年秋至2011年秋任教於斯坦福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出版有《黃河的孩子》﹑《東方的孩子》﹑《讀萬里路》等隨筆散文集。曾獲得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中國廣播電視部星光獎、中國首屆老舍散文獎、中國首屆華僑文學獎。)

中國有很多名山，廬山是名山中的名山，上千年來吸引了無數風流人物。 

廬山雲霧繚繞，風光奇秀，臨近長江，夏季是避暑的天堂，因此隱士結廬而居，文人登臨賦詩，名士風雅遣興，貴人養尊處優，道士紫霞尋仙，僧人白雲聞鐘。佛光道氣，詩情畫影，乃至政治鬥爭的煙雨，使雲霧詭譎的廬山神秘莫測。 

我對廬山的嚮往遠自童年之時，登上廬山卻已是人到中年了。都說登廬山要趕好天氣，但誰也無法準確預測廬山的陰晴變化。車在山下時天氣尚好，上得山來就罩到雨霧裡了。走進錦繡谷，細雨終於停了，頭頂出現一線藍天。我疾步快走，穿出松林，登上一塊巨大的岩石。舉頸遠眺，心旌搖蕩。雲濤在山谷間奔騰，如雪山崩瀉，驚濤拍岸，遠方和更遠方有兩座清奇的山巔在霧中時隱時現。我舉起相機，卻聽見一聲驚叫：「大霧來了！」果然，大團大團的濃霧從一峰之後殺了出來，狼奔豕突，風馳電掣，鏡頭裡的奇峰遠景以及週圍的一切瞬間就被她整個吞沒了。聽說廬山雲霧能發出聲響，我倒沒有聽著，但其迅猛而來的氣勢讓我如聞千軍吶喊；而當它撞到對面峭壁的時候，我恍然聽到一聲轟鳴。四週都包裹在大霧中，我只能看見身旁的古松，腳下的怪石。蒼老的松樹經歷了無數次風雨，堅硬的石頭上不知落下多少朝代多少人物的腳印，重重疊疊。恍然間我心底裡也雲河洶湧，大霧彌漫，唯有蘇東坡的四句詩從這雲霧中一舟行來，清晰可辨：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二

雲霧茫茫，從何說起？幾千萬年前的地殼推移造就廬山的挺拔身姿，幾百萬年前的冰川運動形成廬山的懸崖飛瀑，這些都太遙遠了，留待地質學家去探尋；大禹的登臨聖跡，匡俗的求仙逸事，董奉的杏林佳話，也距我們太遙遠了，留待考古學家去求證。還是從西元3世紀說起吧！那時候，原在西北邊疆的一些少數民族湧入內地，建立各自的王朝，漢人因為戰亂而大規模南渡，漢民族的文化重心轉到了長江流域，廬山從此與中國歷史上許多文化名人結下不解之緣。一代名士王羲之來了，佛教淨土宗的開創者慧遠來了，道教的集大成者陸修靜來了。

 王羲之在廬山大約是西元340年左右。金輪峰下的玉簾泉瀑布如空中飄飄的白紗，隨風裊裊的音符，王羲之的別墅就在這瀑布的附近。他的人和字都被稱作是飄如遊雲矯若驚龍，不知他走在廬山上的身影是怎樣的瀟灑雄健，而廬山的飛瀑流雲和奇松怪石又給他的書法賦予怎樣的飄逸蒼勁。他當時的真實故事早已杳不可尋了，廬山上只有傳說中的墨池和鵝池供人瞻仰。斯人遠去，神韻還在，他留給後人的是橫空傲世的書法，是東床坦腹的魏晉風度，是那篇感慨萬端而靈氣四射的蘭亭集序。歷代文人都握有一枝毛筆，縱然無動於他的魏晉風度，縱然沒從他的蘭亭集序中得到靈感，也會心向神往地學他的字。他的神他的韻就這樣遙遙的從一千六百多年前傳下來了，在中國文化的大山上自成一道獨具風采的溪流。 

西元381年，高僧慧遠上了廬山。他本來要去羅浮山，但廬山留住了他，從此三十六年從未下山，直到八十三歲坐化東林寺。他博學開通，把佛教與儒道思想合而為一，佛教的中國化由他開始。他開辟了淨土宗，門徒自四面八方而來，廬山因此成為佛教聖地。他不但是佛教一個重要派別的領袖，是佛教在南方的教主，而且在東晉那個最講名士風流的時代裡，他是個有氣度有口才又有政治頭腦的人物，當時從佛門高僧到權勢顯要都爭相與他結交，其中包括大將軍桓玄和大詩人謝靈運。他足不出山而名動天下，廬山因他而增身價，當時人踏破了東林寺的門檻，後代信徒踩碎了廬山道上的石子。在雲霧繚繞的廬山，一代代拜佛的——虔誠的或者不虔誠的，赫赫有名的或籍籍無名的——都跪在他的神像前點燃起繚繞的輕煙，在繚繞的輕煙中祈求他所說的那個無生無滅歡樂無涯的西方淨土。

慧遠之後，又過了四十年左右，道士陸修靜也上了廬山。或許因為慧遠的東林寺位居東南麓吧，陸修靜的簡寂觀選在了西北麓。他是第一個系統整理道教經書的人，道教形式由他完成，並且由民間宗教演化為官方宗教。慧遠和陸修靜先後崛起於廬山，彼此所代表的宗教在數百年的時間裡都得到皇家的支持，因此，廬山上不僅佛寺宏大，而且道觀林立。兩個宗教同處一山，都把廬山視為本教的聖地，彼此的爭執和衝突可以想見。還好，中國人大都是泛宗教信仰，不像歐州人或阿拉伯人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征戰殺伐，屍橫遍野。廬山的東南麓與西北麓大致平靜，僧人拜自己的佛，道士求自己的仙。至於遊客，那就隨意了。或者先佛後道，或者先道後佛，或者從距離的遠近選擇拜佛與求仙。歷史上佛寺的規模通常遠過於道觀，宋代以後道觀失去皇家支持而衰落下去，更不能與佛寺爭勝，但盛唐時代的廬山上僅太平宮就道徒數千，聲勢不在東林寺之下。雖然陸靜修生前曾吩咐徒弟把他的屍體拋到深山荒穀，有關他的傳說也沒讓他肉體升天，但無數的後人還是夢想著羽化登仙，長生不老。廬山的雲霧在求仙者的眼睛裡尤其非比尋常，朝日夕陽映照出紫煙，雲朵霧團幻化成仙人。 

還有一個人物，當時只是隱居田園的鄉間老叟，死後兩千多年卻比前邊所說的幾位名聲還響，不用說，這個人就是陶淵明。他和慧遠、謝靈運大致同時代，比王羲之晚四十多年，比陸修靜早四十多年。說他到廬山或者上廬山都不確切，因為他就住在廬山腳下，他的故鄉就在那裡。他向來被看做是田園詩人或隱逸詩人的代表，其實他的隱逸生涯和他詩歌的田園味道跟一般所說的大有不同。他既不想成佛成仙，也不想做出名士高士的架式等候權力的召喚，他是回廬山腳下種地來了，回故鄉當農夫來了。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讀書人種地畢竟不行，不該生長的野草一片茂盛，該生長的豆苗卻稀稀落落。但陶淵明種得很認真，他早出晚歸，披星戴月，自有一種躬耕的恬靜和喜悅。廬山腳下車馬絡繹，眾聲喧嘩，求佛的求佛，遊山的遊山，避暑的避暑，沒人去找那個小村子裡的陶淵明，沒人去注意那個在田野裡揮著鋤頭鋤草的鄉間老叟。然而，就是這個鄉間老叟獲得了寧靜與和諧。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古往今來，無論是古時的權門朱門還是今天的高堂書堂，都喜歡懸掛這首出自柴門草堂的詩篇。或附庸風雅，或自命清高，或寄託深意，境遇和心態雖有不同，但既然把這首詩懸於牆壁正中，想來對陶淵明那種悠然的融入自然而物我兩忘的寧靜與和諧多少有些心嚮往之吧！世間風風雨雨，官場爭爭奪奪，週圍是是非非，誰不嚮往陶淵明筆下的寧靜與和諧？況且，高潔出俗至少是每個人口頭上標舉的美德，在名利場顛簸的人們最喜歡做出忘卻名利的模樣。因此，陶淵明在死後得到的贊語是驚人的一致，甚至連血腥的軍閥和奸詐的政客也會吟詠幾句陶詩。然而，陶淵明活著的時候只怕就沒有如此的幸運了，彭澤縣的官吏少不了笑他愚蠢，指望他辦點兒事的親戚故舊免不了怨他糊塗，老實巴交的鄰居也會疑心他犯了什麼錯誤。他寫詩責備五個兒子「總不好紙筆」，不知這五個兒子對老父親有無怨氣。當爹的你不當縣令，說什麼也不至於做個兩腿泥巴的農夫。想當年高祖陶侃權傾朝野，富可敵國，怎麼到了你手上只剩下幾間破爛的草房？

活著的陶淵明當然也有自己的苦惱。他年輕時燃著熱望要建功立業，隱居田園之後也曾經在漫漫長夜裡感受著時光流逝而壯志未酬的痛苦，「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但那是門閥士族的時代，庶族出身的他能做到縣令似乎就該感激涕零，他得為這個芝麻小官扭曲人格，喪失尊嚴。有人天生就是奴顏媚骨，具備讒上欺下兩副面孔，因此在官場上如魚得水；有人雖然長了傲骨，卻要為死後不朽而暫且偷生，為五斗米而低頭折腰。人生在世，七情六欲，名利二字誰能放棄？既然不能放棄，就得走在仕途上忍著熬著折騰著。到了四十歲往往就磨得圓滑了，陶淵明卻在四十歲的時候再也忍受不了，捲起鋪蓋回鄉。中國古代歸隱田園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揮著鋤頭種地，而且一種就是二十多年。

或許，只有「種豆南山下」，才能「悠然見南山」。陶淵明所說的南山應該就是廬山吧，大概就因為廬山太熱鬧，權貴們名士們都往廬山上跑，他從來不提廬山。

三 

中國南方的大規模開發自隋唐時代開始，而江州位於南北交通要樞，因此江州的廬山到隋唐時代更成了文人們紛紛登臨的名山。中國的科舉考試也自隋唐開始，做官的幾乎都是文人。作為文人，通常都是儒者，但或多或少受老莊思想的浸染；作為官員，難免要在爾虞我詐的環境中求得生存，甚至被捲入複雜險惡的政治旋渦。於是，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的想法在古代文人中相當普遍，進與退隱與仕的矛盾成為許多古代文人的人生二重唱。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今日昨日，此時彼時，有時連他們自己大概也茫然一團了。廬山上有佛光道氣，有美景奇觀，所以文人們喜歡在廬山所特有的氤氳裡輕吟低唱。李白曾隱居五老峰旁跟道士們追求神仙，白居易曾築廬香爐峰下與高僧們撫弄泉石；以人品書品為人敬仰的顏真卿和柳公權曾在這裡逸姿飄飄，詩名很高卻讒事權貴的宋之問和沈全期也曾在這裡作出塵之想；盛唐時敢於直言的宰相張九齡曾在這裡望白雲而蕩滌塵襟，晚唐時忙於党爭的宰相李德裕也曾在這裡撫孤松而徘徊。

然而，真正願意在寂寞的深山裡與白雲作伴的隱士畢竟不多。廬山上臨風振衣，臨泉濯足，下了山就是紅塵，就是官場。紅塵之中，即使太平盛世，也會因為人事的成見偏見而橫看成嶺側成峰，生出許多是是非非；官場之中，即使不生變故，也是雲遮霧繞，不識廬山真面目，而一旦電閃雷鳴風高浪急，就有傾覆翻船之危。張九齡是個清醒的人，他以洪州大督都的顯赫身份上廬山，卻能在臨泉壑而暢想的時候自惕，擔懮官場連續攀升之後會有懸崖斷壁。所幸那時的唐玄宗明眼識才，他因此能在廬山之後繼續升遷，直抵宰相之位。但後來唐玄宗昏聵起來了，重用口蜜腹劍的李林甫，他就被排擠下來。他一路順風，最後卻中箭落馬。但無論怎麼說，他的政績足可稱道，青史上也留下凜然正氣。而另一位宰相李德裕就讓人嘆息了。他有才氣有文采，又是世家子弟，父親李吉甫是朝廷重臣，故而在官場上捷足先登。但他一開始就捲入政治鬥爭的恩恩怨怨，父親過世幾年之後還伺機尋仇，向當年批評過父親的人發起攻擊，牛李黨爭從此揭幕。當時宦官專權，直接危及唐王朝，牛李兩黨卻因黨爭的需要而以各自勾結的宦官為後台，相互傾軋，黨爭的漩渦波及天下士人，連唐文宗都無奈地說：「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唐文宗最終沒能解決牛李黨爭，自己被宦官軟禁至死。唐武宗倚重與李党勾結的宦官，李德裕就得以入相，牛黨人物就被貶逐，李宗閔貶死郴州；唐宣宗倚重與牛党勾結的宦官，牛僧儒就得以還朝，李德裕就被貶逐，最後貶死崖州。郴州在湖南，崖州在海南，李德裕的貶所比李宗閔還要遙遠兩千多裡。當他病體悴容遠謫南荒的時候，想來應該對自己的一生有所反思吧！他說自己「我心愛名山，如飢複如渴」，今傳詩篇大部分都帶著山情野趣和道氣禪味，卻自始至終在黨派鬥爭中厮殺著，從一頭黑發厮殺到兩鬢斑白。 

李白是後人心目中的詩仙。詩仙當年到廬山看似飄逸，但隱士風流的背後有太多的無奈，訪道求仙的詩句裡藏著太多的心事。那是西元756年的夏天，安史之亂的戰火已經延燒了大半年，長安城陷，玄宗出逃。李白撫劍揚眉，長歌短哭，最後在失望中上了廬山。他在五老峰下巢松臥雲，不但自己想做神仙，而且希望妻子也做一個「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的女道士。他發誓要在廬山上長駐下去了，但當時他週圍的人大概沒人會相信。他的生命欲求太強烈了，從車馬酒色的刺激享受到山水風月的精神遨遊，從俠客的快意恩仇到神仙的長生不老，從隱士的孤高傲世到英雄的叱吒風雲，各種人生都讓他著迷。他喝酒要喝最好的美酒，騎馬要騎最好的寶馬，做人要做最了不起的偉人，所以他總是以張良、謝安和諸葛亮這類最出色的英雄來自比。他的詩歌是人生欲望的大合奏，而主旋律是要建功立業，使國家強盛，讓自己不朽。比起陰險虛偽的人他坦率得可愛，比起奴顏婢膝的人他高傲得可敬，比起穩健成熟的人他天真得可憐，比起冷靜自知的人他自負得可怕。他天生是一個狂放不羈筆下生花的詩人，卻執意要做一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蓋世英雄。他的人生目標高得難以再高——做帝王師，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他大得不能再大的人生理想——澤被天下。他隱居廬山求仙訪道，不過是痛苦中尋找幾絲超脫，失望中存著一線期待。 

就在李白上了廬山不久，唐玄宗在奔蜀途中倉皇頒詔，下令太子李亨統轄黃河流域，永王李麟經略長江流域。詔書尚未到達，李亨已在靈武繼位，做了唐肅宗。唐玄宗成了冷落一旁的太上皇，而李麟照舊奉玄宗的詔書在長江流域招集兵馬，準備出師東巡。有政治嗅覺的人想必已經嗅出皇室裡父子之間和兄弟之間非比尋常的氣息。李白卻是未必，即使有所擔懮，也會被浪漫天真自負輕信衝暈頭腦。因此，當故人韋子春奉李麟之命三登廬山邀請他入幕的時候，所謂的隱居和求仙就拋諸腦後了，他直言嘲笑那沒有濟世之心的隱士，以起為蒼生走出東山的謝安和功成身退歸隱五湖的範蠡來自比。他神采飛揚，掛劍出門，回頭對妻子豪邁一笑：「歸來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 

李白下山了，永王在潯陽江上盛宴以待。戰艦森森，雷鼓嘈嘈，雲旗獵獵，李白與永王以及永王週圍雄心勃勃的將軍們文人們抵掌高談，釃酒臨江，橫槊賦詩。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用兵如神，談笑滅敵，而且是坐在瓊筵之上指揮千軍，李白筆下的戰爭雲煙竟也這麼浪漫飄逸。今人欣賞這兩首小詩，就像欣賞蘇東坡神遊「三國周郎赤壁」的文字一樣痛快淋漓；但蘇東坡寫的是歷史上一幕最著名的英雄劇，李白卻是寫自己，以英雄自視而毛遂自薦。他身處皇室鬥爭的激流漩渦而毫無察覺，一心期望永王重用他這個廬山下來的「謝安石」。他頌揚「聖主」，贊歌「賢王」，躊躇滿志，就在這時「聖主」李亨已對「賢王」李麟下了討伐令。李麟一敗塗地，身死鄱陽，李白從亂屍堆中爬出來逃往廬山。然而廬山難歸，親人難聚，隱士也做不得了，李白在途中被抓進潯陽大牢。倘若是英雄入獄，慷慨之情或許會遠遠大於痛苦，李白卻有附逆作亂的罪名。想金戈鐵馬以拯救天下卻腳鐐手銬地進了監獄，想輔弼君王以求取功名卻糊裡糊塗地成了囚犯，李白在潯陽大牢裡撕心裂肺，呼天搶地。一年後他被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而幸遇大赦。「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字字跳動的喜悅不是功成名就的喜悅，而是大赦放還的喜悅。

大赦後的李白一直在長江邊漂泊。他朝著一再要歸隱的廬山走去，卻照舊懷著大濟天下的理想。浪漫的盛唐時代早已煙消雲散，李白卻還是浪漫的李白。雖然歌聲越來越蒼涼憤激，但做人做事還是那樣天真自信。地方上的小權貴也有人邀他赴宴，目的無非是拉他捧場，借他的筆墨傳揚大名；他卻以為伸展抱負的機會來了，期望主人向朝廷推薦他。盛宴之上，主人眼巴巴期待著歌功頌德，詩人卻在抒發自己的豪情，酒興大發之後更是怒發衝冠，直斥世道人心，連主人也橫掃進去。此時的李白，恐怕不只是在官場人物的眼裡成了不可救藥的狂人。如果你在當時遇到李白——一個衣衫破舊卻腰懸寶劍、窮困潦倒卻要大濟天下的老人，只怕在同情之外也免不了嘲笑幾聲。 

最理解李白的是另一位天才詩人杜甫，十五年前他們曾在山東長時間相處，秋眠共被，攜手同行，別後再也沒有見面。杜甫寫了許多懷念李白的詩，其中一首就寫於李白在長江邊漂泊的時候。杜甫說：「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手，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匡山就是廬山，當時李白的家在那裡。杜甫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廬山讀書，但他病死在走向廬山的途中。

過了半個多世紀，在李白狂喜過也悲傷過的潯陽江頭，唐代又一個大詩人白居易來了。秋葉瑟瑟，江月茫茫，一片慘淡之中忽然傳來了琵琶聲。移船相近，千呼萬喚，那獨守空船的琵琶女才出來演奏。她絕妙的樂聲彈奏出一生的起伏坎坷和幽情暗恨，而她自敘的身世本來就是一支淒艷感傷的命運之曲。白居易聽了琵琶聲已是不勝感慨，聽了琵琶女的身世更唏噓不已。「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於是他也自嘆謫居臥病的遭遇，不聞絲竹的潦倒，懇求琵琶女再彈一曲。潯陽江頭又響起琵琶，聲更急切，曲更淒涼，「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白居易當時是從九品的江州司馬，穿的是下層文官才穿的青衫，而在此之前他是身穿大紅緋袍的朝臣。西元815年初夏，宰相武元衡因打擊藩鎮割據勢力而被人暗殺，朝廷文武百官對此竟一片緘默。白居易上書唐憲宗追捕兇手，得罪了宦官，觸怒了權貴，因此貶到了潯陽。十年前他以《長恨歌》轟動天下，貶謫潯陽又寫出了千古傳唱的《琵琶行》，這兩首長篇歌行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大詩人；但他淚濕青衫之後，就日漸消沉日漸庸俗了。他是一個既能大雅又能大俗的人，越到後來就越趨於後者，在貶官江州的四年裡他甚至幾度為青衫與緋袍而灑淚。唐制準許「借緋」，所以江西觀察使裴堪在白居易拜見的時候贈了一件緋袍，白居易對上司的恩賜感激涕零：「明朝戀別朱門淚，不敢垂淚恐汙衣。」後人或許會對此不解——白居易，你的《長恨歌》和《琵琶行》與山河同在，為什麼竟把一件借來的緋袍看得那麼重要？其實，這就是人生，一得一失都掛在心上，官場上的大起大落更是牽心揪肺，很難跳出生存環境和利害關係，正如身在廬山，一石可以擋道，一葉可以障目，很難跳出此山之外。 

白居易初上廬山是西元816年，距離李白第一次上廬山恰好一個甲子。六十年歲月對廬山而言只是一瞬之間，人間卻經歷了太多的悲歡，早已換了人物。白居易詩名滿天下，不減當年的李白，此時做的是清閑無事的官，別人想跟他交遊，他也有足夠的空閑，所以他時常招集朋友游覽勝跡，憑吊前賢，出入佛寺道觀，廬山上到處有他的足跡。他特別推崇陶淵明，專程去瞻仰陶淵明故裡，「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他也想求仙學道，相傳他曾自製「飛雲履」，鞋的四面飾以素絹剪成的雲彩；他更是虔誠的佛徒，佛寺自然常去，交往的朋友也多是高僧長老。對於貶官生涯中的白居易來說，幾乎找不到比廬山更撫慰心靈的地方。第二年春天他在東林寺附近建了草堂，寫下《廬山草堂記》，文中說等將來弟妹們婚嫁完了，司馬官任期滿了，他就「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並且信誓旦旦地讓清泉白石作證。然而時隔不足兩年，他就向草堂告別了，「久眠葛被為居士，忽掛緋袍作使君」。短時間的隱居談不上是「久眠葛被」，「忽掛緋袍」也有些誇張。他的好友崔群當年隱居廬山，後來做了宰相，緋袍重來並不是那麼意外。白居易做了忠州刺史，雖然忠州是個戶僅六千的小州，重要的是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再穿緋袍了。這時候，《廬山草堂記》以及那些多充滿隱士風流的詩篇當已到處傳看，發誓不下廬山的誓言眾所週知，白居易該怎麼向世人解釋？他的《留別草堂》由三首絕句組成，每首詩的後兩句都是解釋。其一是「為感君恩須暫起，廬峰不擬住多年」，皇帝有心再起用我，恩重如山，焉能不出？其二是「身出草堂心不出，廬山未便勒移文」，人出了草堂，但草堂還在廬山，我心依然是廬山心。其三是「山色泉聲莫惆悵，三年官滿即歸來」，下了廬山還可以再上廬山。當初他發誓說「清泉白石，實聞斯言」，現在對清泉白石也算有個交待了。最後，他委託東林寺和西林寺的和尚們照看他的草堂，說他還會回來。當然，這不過是留下後路，他日官場失意了再來歸隱。四年後他果真又回到了草堂，但那只是途經廬山住了一宿，次日就匆匆忙忙地奔杭州做刺史去了。從此以後二十多年，白居易一直緋袍在身，無暇再回廬山，草堂寂寞無主，清泉自流，白石無言。

 讀一讀白居易廬山上寫的諸多詩文，再看看他由青衫司馬到白衣居士再到緋袍刺史的這段歷史，或許連我們後人都為心目中這位了不起的詩人感到難為情。而偉大詩人李白在廬山前後的那段歷史，也可能讓我們覺得可哀可嘆。不過，如果把他們當作現實中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來看，如果把他們放在中國古代隱士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查，那就不至於太難理解。李白太天真太浪漫太狂傲，當時面對的又是天下戰亂的時局和皇室傾軋的政局，他的廬山之隱有其個人色彩和特定狀況，而他選擇的人生道路卻是許多古代文人所追求的那種理想式的「隱——仕——隱」的人生，是儒家英雄濟世與道家隱士風流的結合。與李白相比，白居易是個很現實很成熟很懂得處理人事關係的人，上廬山之前就有豐富的官場歷練，他的廬山之隱更有代表性。白居易式的隱居相當普遍，與其嘲笑他們假清高或者贊美他們真脫俗，不如說那是一種無奈而實際的人生選擇，是一種權宜之計和處世之道。在坎坷的境遇下做隱士，既可以徜徉山水，又可以尋求解脫；既可以向聖上表明自己的清白無辜，又可以向世人昭示自己的高潔出俗；既可以彈琴賦詩修身養性，又可以韜光養晦靜待時機。時機不來，那就獨善其身，做山中高士；時機一來，那就兼濟天下，做人中豪傑。後人或許會問：隱居在白雲深處，豈不是有埋沒之懮？這個卻是無妨，隱士可以下山交遊，俗客自會上山拜訪，名山上的名士更不怕被人遺忘；縱然無客，書信與京城高官往來，詩文與山外友人唱酬，皇帝的耳朵也聽得見隱士的大名。隱士的詩文，多少有些現代意義上資訊和廣告的功能。寂寞的深山與暄鬧的京城看似截然對立，其實往往有神秘的聯繫，或一線相牽，或遙相呼應，或琴瑟和奏。

還有兩個隱士風流的唐代大詩人也上過廬山，一個是連李白也頗為敬重的孟浩然，一個是連白居易也特別推崇的韋應物。孟浩然「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韋應物處處標舉「效陶」「慕陶」「等陶」，兩人都以陶淵明和陶詩為做人做詩的典範，見了廬山自然會吟出隱士的歌調。孟浩然曾在日暮之時遙聽著東林寺的鐘聲發誓不涉俗世，韋應物曾在簡寂觀附近的瀑布下任松風吹衣。其實，兩人的處境和心境都頗不相同，更與陶淵明相去甚遠，有些像現代人唱歌，不同的人可以喜歡同一首歌並且都學得十分相像。孟浩然隱居鹿門山，李白曾把這位年長十多歲的詩人想像得飄逸非常：「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其實，孟夫子也想走終南捷徑。他在鹿門山已經隱居到名動天下的程度，卻總是等不來天子的詔書。四十歲這年他忍耐不住了，匆匆到長安趕考，結果考試也落榜了。已入紅塵，再也不想苦守鹿門山，孟浩然或長安求職，或幕府做事，最後竟因毒瘡大發而死。韋應物代表了另一類人物，他既不曾高臥山林，也不曾歸隱田園，卻留下很多寫山林寫田園的詩歌。歷史上稱這類人物是亦仕亦隱，其實他們只是做出隱士姿態的高官。在田園或山林裡隱居，難免清貧與寂寞；而坐在朱門高堂裡夢山林，夢田園，既擁有官祿薪俸，又能作飄然出塵之想，於案牘勞形之外別有閑情逸致。因此，如果有可能，誰都選擇後者。白居易在江州的時候，常常想念五百年前在那裡隱居的陶淵明和不久前還在那裡做刺史的韋應物，「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畢竟做陶淵明太苦，他還是選擇了韋應物式的人生，做官而不失隱士風流。 

佛徒有戒律，道士有教規，隱士卻是自在隨意的，因人而異。有人終老林泉，有人走了終南捷徑，有人官場困頓失意而暫且上山，有人草堂苦熬不住終於下山，有人為避難而來，有人為讀書而來。大致而言，越是後來的隱士越趨於實際。隋唐以後開始科舉考試，朝廷很少徵召在野的賢才，終南捷徑的大夢愈來愈做不得了。孟浩然做夢做了半截就做不下去了，李白曾一度做了翰林學士，後來再走終南捷徑，其結果就是廬山前後的那場惡夢。所以，隋唐以後的廬山隱士大都是來讀書的，進山林愉悅性情，到佛寺參禪入靜，入道觀養練清心，讀的卻多是儒家學說。即使夢想著長嘯一聲安天下，那也得先準備科舉考試。盛夏的廬山草堂最宜於讀書，真正在那裡納涼酣睡的少；深夜的廬山草堂並不平靜，也有人三更燈火五更雞。

四

 暮煙朝靄，朝靄暮煙，雲飄霧散，霧散雲來，千古廬山不知送走了多少僧人、道士和隱士。寺廟一次次拆建，宮觀一次次重修，這邊草堂消失了，那邊茅庵蓋起來。人物一代代隨風而去，文化一層層沉澱起來，這時的廬山不只是自然界的名山，也是文化的名山。從中唐到宋初，江西人口暴漲，廬山文人雲集。安史之亂和唐末戰亂迫使中原人大規模南遷，土地貧瘠卻相對太平的江西成了移民們嚮往的桃花源，而享有千年盛名的廬山就愈發令人神往了。 

北宋文人與廬山的緣分還與官場的變幻無常和頻繁升遷頗有關係。北宋王朝有鑒於唐代的藩鎮割據，從一開始就重文抑武，文人的官位普遍增高，文壇名流多居政界高層。但新舊黨爭持續不斷，官場升遷不定，行蹤不定。無論是升是貶，只要乘船於長江之上經過江州，都想到廬山上一覽勝景。1036年，歐陽修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革新而被貶為夷陵縣令，八月的一天他在貶途中經過江州。「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嚮往已久的廬山終於進入視野，然而雲裹霧繞，似隱若現，似有還無。他想棄船登岸，直奔廬山，卻因身體不適而悵然作罷，「偶病不時往，中流但踟躕」。二十多年後，曾經三度遭貶、歷盡宦海風濤的歐陽修身居要職，人在京城。他以長詩縱筆歌詠廬山，題作《廬山高》，但那只是想像中的風景。宋代的廬山實在是名聲太大了，以致於晚年的歐陽修一再為當年與廬山失之交臂而深感遺憾。這時候曾遊於歐陽修門下的王安石正年富力強，1058年他作為江南東路最高司法長官前往江西饒州。王安石寫詩作文素來要別有所見，不同凡響，但他歌詠廬山的詩有些平庸。他英氣勃勃，自信滿滿，面對廬山勝景卻自愧起來，「勝概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又過了二十多年，歐陽修另一個得意門生蘇東坡上了廬山。當歐陽修在長江水面上遠望廬山的時候，他還在娘胎裡欣欣然準備著出世；當王安石在官員和侍從的前呼後擁下登上廬山的時候，他已經二十四歲，名滿天下；而當他登上廬山的時候，歐陽修早已過世，王安石也垂垂老矣。江山代有才人出，廬山在西元1084年的暮春時節迎來了蘇東坡。這位才華奇絕的詩人一進廬山，就被奇絕的風光震攝住了，「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接應不暇，遂發意不欲為詩」；但終究是詩魔難捺，他寫了三首小詩，題作《初入廬山》。正像詩題一樣，他寫的只是初入廬山的喜悅和驚奇。其中兩句「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隱約夾雜些深意，出語卻很一般。數日後他要趕往筠州看望弟弟蘇轍，而廬山尚未仔細領略，因此，他先後與高僧、道士相約重遊廬山。五月裡筠州歸來，他再度登上廬山。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他穿林壑，登絕頂，拜古剎，訪道觀，望著李白描寫過的香爐瀑布心旌搖搖，坐在白居易當年醉臥的清石之上思緒翩翩，遍尋前人行跡，窮盡廬山勝概，最後在西林寺的牆壁上留下那首永遠與廬山俱在的絕唱。

倘若廬山有靈，當蘇東坡吟出這首絕句的時候，白雲應該在幽壑間群起而舞，清風應該在松林裡輕聲歌吟。蘇東坡這短短二十八字墨光四射，點破了人在世界面前的渺小和認知能力的局限。人不過是幾尺高的身軀，微小的利益能決定人的取捨，一已的情感會影響人的判斷，地位不同，看法也往往不同。無論是誰，都難以超越自身所囿的環境，更難超越現實世界之外，所以對事物的認知很難避免偏見、成見、淺見、短見、一時一地之見，因此，事物的真相往往不得而知。 

《題西林壁》是一首凝練得不能再凝練的哲理詩，顯示了一種通達而成熟的文化心態。北宋時代中國古代文化全面繁榮，走入成熟，蘇東坡代表了這種成熟。而他本人進入生命的成熟和創作的成熟，則是貶謫黃州之後、走上廬山之前。早在二十幾年前，二十二歲的蘇東坡已是名聲遠揚的大才子，當時很多人都看好他的前程，似乎他可以走著一條鋪滿錦繡的大路直抵卿相。然而，由於與當政者政見不合而屢遭貶謫，四十歲時他已七過長江，四十二歲那年又因詩謗之嫌獲罪入獄，幾被極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達觀的蘇東坡在牢獄中也曾恐懼絕望。出獄之後，他以罪人身份流放黃州，掛了個團練副使的頭銜。仕途如此失意，境遇如此倒楣，蘇東坡的人生恰是在這種時候爆出最耀眼的光芒。他的《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相繼噴薄而出，《念奴嬌赤壁懷古》橫空問世，此外還有一些好詩好詞好文章，這些傑作使多彩的北宋文壇更加絢爛，使整個中國文學史都增加了亮度，甚至照亮了荒涼偏僻的黃州和元豐五年的年號。從這些作品中，高僧讀出了佛理禪思，道人讀出了神仙味道，隱士讀出了江湖意趣，志者讀出了英雄情懷。其實，這一切都在蘇東坡的作品中融為一片。「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出世的飄逸裡有入世的執著；「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隱者的情調裡有勇者的無畏；「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肉體的掙紮裡有靈魂的超脫；「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名士的幽獨裡有志士的孤憤；「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準無痕」，凡人的繾綣裡有高人禪思；「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雅人的瀟灑裡有達人的曠放。 

這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奇觀，也是中國文化的奇觀。在中國文化全面繁榮的北宋時代，在蘇東坡週圍的前輩、老師、朋友、家人和門生之中，有不少人都是詩、書、畫樣樣皆工，其中有王安石那樣才、學、識都卓越超拔的人物，有歐陽修那樣詩、詞、文都極其精彩的人物。元豐五年的蘇東坡就站在這文化和文學的高峰上再開境界，才、學、識俱臻極致，詩、詞、文爐火純青，情、景、理化合無痕，儒、道、釋融為一片。他從儒家那裡得其積極用世、九死不悔的精神，從道家那裡得其超越塵俗、忘懷得失的風流，而佛家的萬物皆空、不著法相也在他那裡化為曠達豁然的情懷。蘇東坡的成功不僅因為他的才華和學問，更因為他有一種通脫達觀的性格和博大寬容的胸襟，《題西林壁》就表現出這樣的性格和胸襟。 

《題西林壁》出現在北宋時代，並非偶然。北宋的活躍人物多是官員、學者和文人集於一身，作為官員而政見不同，各結朋黨，學者的執著和文人的意氣更加深了黨爭。北宋初年儒學的君子小人之辯已與黨爭結合起來，到宋仁宗時期新舊兩黨陣營分明，君子小人之辯日趨激烈。宋仁宗問旁邊大臣：「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党乎？」范仲淹當場回答說「苟朋而為善，與國家何害也」，歐陽修在當天就寫了《朋黨論》，把君子與小人一刀切開：「大凡君子與君子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同利為朋。」這種說法遠自《論語》所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而來，《論語》以義與利劃分君子與小人已失之偏頗，歐陽修以義與利劃分君子党與小人黨就更其極端。雖然范仲淹和歐陽修都是情懷遠大卓有建樹的人物，他們對君子党與小人黨的說法在當時也確曾激發改革之士鐵肩道義的豪情，但一刀切的思維方式和極端化的道德標準必然帶來消極作用。歐陽修的「朋黨論」本來只是改革派的理論依據，後來卻成為新舊兩黨全都憑借的鬥爭工具，在王安石與富弼之間，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新黨與蘇門弟子之間，無不充斥著君子與小人的激辯。 

北宋文人多以師門結盟。那時的師門不必像今天這樣聽老師授課，無論是誰，只要願意投到某個名人門下，而這名人願意收納，那就確定了師徒關係；但今天的師徒關係遠沒有那時的神聖，這不僅因為古風與今習大有區別，而且因為今天的師門不過是傳授知識而已，那時的師門卻與政治理念、社會聲譽和個人前途都密切相關。明代胡應麟把北宋有名的文人大都歸於歐、蘇、王三氏門下，列出一張多達七十餘人的人物表。蘇、王原本出於歐門，歐陽修慧眼識才，獎掖後進，尤其賞識王安石和蘇東坡。王安石因曾鞏的舉薦而與歐陽修結下墨緣，十年後王安石登門拜訪，歐陽修把他比作李白、韓愈，喟嘆說：「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第二年，二十二歲的蘇東坡入京會試，金榜題名，一鳴驚人，為他揚名的就是大主考官歐陽修。身為文壇領袖，歐陽修竟對初出茅廬的蘇東坡衣缽相授：「我老將休，付子斯文。」他預言蘇東坡的文章「他日必獨步天下」，後來又預言說「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蘇東坡才華驚人，歐陽修的氣度亦足駭俗。歐蘇的師徒之誼堪為佳話，王安石後來卻與歐陽修有了隔膜，更與蘇東坡成了政敵。如果只是做文人，以歐陽的氣度，王的見識，蘇的情懷，三人之間應該不會有多大矛盾；但他們同時又都是政界人物，歐陽修是政界老宿，王安石的改革鋒芒畢露而得失參半，通達的蘇東坡在關乎國家民生的問題上絕不隨意附和，政見的不同必然導致隔膜和矛盾。蘇東坡以詩文抨擊新法，王安石以相權貶他官爵，政治上的激烈衝突當然令人遺憾；不過，難得他們兩人在激烈的政治衝突中仍能惺惺相惜，不以私誼而左右政見，也不因政見而斷絕私誼，政壇上彼此對立，文壇上相互推崇。因此，當蘇東坡身陷囹圄有殺頭之危的時候，王安石上書宋神宗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當王安石罷相回到江寧以後，從黃州轉往汝州的蘇東坡途經江甯，特意拜訪王安石，兩人同遊山水，談禪說詩，王安石還為蘇東坡傳授神宗偏頭痛藥方。王安石病逝後，蘇東坡撰寫悼文，稱王安石是「希世之異人」；而據南宋人《輿地紀勝》記載，王安石晚年贊嘆蘇東坡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蘇東坡到江寧拜會王安石就在廬山下來之後不久，前後不足兩個月；而那首作於廬山的《題西林壁》，與三十多年前王安石的《登飛來峰》遙相呼應。王安石上廬山沒留下好詩，當年登臨杭州靈隱山的時候卻留下一首佳作：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題西林壁》的後兩句與此詩後兩句很相似，但詩思和境界迥然不同，看來蘇東坡就是要以王詩為底本再翻新意。《登飛來峰》作於王安石三十歲之時，雖然那時他只是一個知縣，卻已在年輕的熱力和鋒芒中展示了政治家高瞻遠矚無所畏懼的氣魄。《題西林壁》則是哲人的詩，是飽經風霜之後的深思與頓悟，八方風雨而一派從容，展現了世間難得的理解與寬容，也展現了認識人生與事物的哲學高度。相比之下，還是蘇詩含義深刻，意蘊悠長。人間的事紛繁複雜，未必站得高就能看得準，更多的情形下需要理解與寬容，跳出個人的局限。王安石畢竟見識高遠，蘇東坡畢竟情懷廣大，因此，他們雖是政敵，卻是文友。而王門弟子與蘇門弟子則形同水火，視若仇讎，惡鬥了半個多世紀。王門弟子多是新黨中政治人物，其中一些人炙手可熱，翻雲覆雨，王安石在世時也奈何不得；蘇門弟子雖然也多在官場奔波，但屢遭新黨打擊，官位較低，且多外放，偏於文人群體的色彩。王門弟子中那些擅長整人的人固然是手段卑劣，但蘇門弟子的同門意氣往往也顯得氣量狹窄。聲氣相近政見相同就走入同門，同門就是同黨，就引以為友，與之相反的就拒之千里。蘇門弟子陳師道與王安石新党中人邢恕、趙挺之是連襟，就因為崇敬蘇東坡、不服王安石而與邢趙二人不和。在1102年寒冷的冬至日之夜，他要去南郊祭祀天地，而家境困窘，只有一件棉衣，其妻從邢恕家借得一件。他問棉衣何處得來，其妻據實以告，他就拒絕穿，結果「中寒感疾，年未五十就猝然而逝」，或說那件被陳師道拒絕的棉衣「非從邢借，乃從趙借」，其實無論是借邢恕的還是借趙挺之的，陳師道都寧願凍死而不穿，因為邢趙二人都是王安石的人。此事被文人們視為做人的典範，當時人以「囊無副衣」的祭文稱贊他的傲骨，後人也一再為他的氣節叫好，朱熹激賞說陳師道「最好」的表現就是拒見章穀和拒穿棉衣這兩件事。 

王門弟子與蘇門弟子的誓不兩立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而傳統的君子小人之說經北宋而愈加流行，成了中國人時髦不衰的日常話語，一直延續了近千年。這種兩極劃分是中國人一刀切思維方式的典型體現，還有一些與此類似，且屬常見，諸如忠臣與奸臣之分，好人與壞人之分，敵人與朋友之分。極端化的思維方式直接導致極端化行為，兩人齟齬而意氣用事，兩黨衝突而你死我活，兩軍對壘而血雨腥風。在此情形之下，即使兩個性情相近可以做朋友的人，也可能因小小的齟齬而分道揚鑣，因政見的不同而視若仇敵，甚至在戰場上刀槍相見。回頭看歷史，太多的悲劇令人長嘆。而在價值多元已不是新鮮話語的今天，君子小人還是許多中國人的口頭禪。自己是君子，不合自己的是小人，同黨同門的就是君子，不同黨不同門的就是小人，與君子相交的就是君子，與小人相交的就是小人，以至於君子的後代就是君子，小人的後代就是小人，君子的學生就是君子，小人的學生就是小人。物換星移，人間千變萬化，世事形形色色，傳統的思維方式和道德評判卻是驚人的相似。在這樣的氛圍中，一個內心充滿是是非非的人，不但看不到廬山真相，而且會把一峰一嶺、一石一草都看得扭曲變形。 

五 

1126年的廬山照舊是暮煙朝靄，朝靄暮煙，雲飄霧散，霧散雲來。然而，即使是寺廟和道觀也無法平靜了。靖康之變，金滅北宋，徽欽二宗被俘，長江以北的移民潮水般南遷，北方大山裡的僧人、道士和隱士也紛紛渡江；而南宋建都臨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都轉移到了南方，從前登華山、泰山的文人和官員也湧往廬山。那年岳飛只有二十三，他的背上有他母親刺下的「盡忠報國」四個字。幾年戎馬征戰，岳飛已是戰功赫赫。1131年他率部收復了被流寇佔據的江州，又在那裡住紮了兩個月，得以遊覽廬山，並與東林寺的主持高僧慧海上人結為好友。後來他寫了一首詩寄給慧海：「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漢室，聖主專征滅土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作赤松遊。殷勤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岳飛直言抒發懷抱——盡忠報國，驅除金人，建功立業，然後歸隱廬山，像張良一樣功成身退。他的盡忠報國固非虛言，歸隱廬山之志也非隨意輕說。第二年，他就在東林寺附近購置田地房產，安置家人。1136年春岳母病逝於武昌軍中，宋高宗賜葬廬山，岳飛扶靈歸葬，守墓於廬山西麓。他奏報朝廷，希望能解除軍職，守孝三年，但宋高宗一再命他返軍。在此情形下忠孝難以兩全，他只好「移忠作孝」，回到軍營。1137年春，宋高宗承諾讓他節制淮西軍，北伐有望，但時隔不久宋高宗又自食其言，他在極度失望之下自求解除兵權，徑自上廬山為母守孝。宋高宗大為震怒，他詔令岳飛赴臨安府，既要重用岳飛，又以宋太祖的話給予警告：「犯吾法者，唯有劍耳。」 

1140年，岳飛率領岳家軍直搗中原，金戈鐵馬，勢如破竹，接連收復鄭州、洛陽等地。這是宋人南渡以來前所未有的勝利大進軍，金人驚呼「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然而，至高無上的皇權壓在岳飛頭頂，皇帝要撼岳家軍卻易如反掌。曾經有好幾次，當岳飛向金人乘勝進擊的時候，宋高宗就下令阻擋。這次宋高宗同樣如此，岳飛只能仰天長嘯：「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複！」 

岳飛驅除金人、收復北方的夢想是難以實現了，那麼退隱廬山總可以吧？他在連遭迫害之後憤然再上廬山，這一次他決意歸隱。但當政者還是不放過他，秦檜派人誘騙他下山，以謀反罪關進大獄卻不容申辯。岳飛在獄中長嘆「吾方知已落國賊秦檜之手」，卻不知他所盡忠的皇帝對他更為兇狠。今天我們還能看到當時刑部、大理寺對岳飛的判決書與宋高宗的最後裁決，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宋高宗的裁決還要毒辣。他不僅賜死岳飛，而且趕盡殺絕，連岳飛義子岳雲等人也要斬首。1142年初，紹興11年農歷臘月除夕之夜，在這個本該是家人團聚守歲祈福的時候，岳飛被毒殺了，時年三十九歲。

 岳飛盡忠報國，「忠」無可比；建功立業，「功」無可比。但南宋王朝賜他的是一杯毒酒。八百多年來，中國人為岳飛叫冤流涕，對秦檜切齒痛恨。杭州岳飛墓前有秦檜夫婦下跪懺悔的鐵塑，從前外地人去杭州，首先要到岳飛墓前叩首祭拜，然後對秦檜夫婦拳打腳踢，吐痰撒尿。無數人在此題寫詩詞對聯，其中最有名的是這樣兩句：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正史野稗，戲曲小說，談岳飛則嘆其「忠勇」、「忠義」、「精忠」，談秦檜則恨其「奸惡」、「奸佞」、「奸邪」，忠奸分明，愛憎強烈，但對於這忠奸二人都得涉及的人物宋高宗，卻總是有些曖昧模糊。特別是從前生活在忠君至上這樣一種文化環境的人，即使知道宋高宗罪責難逃，也畢竟因為他是皇帝而不大追究了。除非暴虐成性如桀紂者可加討伐，其餘作惡的皇帝往往給予開脫，在是是非非中寸土必爭的中國人，對於皇帝卻格外的寬恕。分明是暴君，卻以昏君論之；分明是昏君，卻說他是聖主，只是這聖主讓奸臣蒙蔽了，浮雲蔽日；分明是皇帝自己亡了國，卻說是女色禍國，奸臣誤國。就說這宋高宗吧，他自始至終要向金人求和，岳飛戰場奏捷也被他用作屈膝講和的條件，因此之故秦檜才最合他的心意，成為他投降路線最得力的執行者；而且，這宋高宗既詭詐又狠辣，與秦檜本是同路人物。就因為他是皇帝，當時沒人剝他的畫皮，後人也照舊把他放在九重城闕的雲霧裡。 

傳統儒家素來以忠君愛國教化天下，甚至把忠君置於愛國之上，要愛國必先忠君。自古以來無數忠心耿耿的臣子總把君主與國家等同起來，國家利益就是君主利益，為國分懮就是為君主分懮，盡忠國家就是盡忠君主，反過來亦如此。豈不知很少有哪個皇帝把國家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皇帝至高無上的位置決定了皇權至上，龍顏至尊。既然你是忠臣，你就得知我心事，唯我是從。於是，不少為國家利益而冒死以諫的忠臣就因為違了皇帝的心思而被滿門抄斬。至於像宋高宗這樣為了自己的皇位不惜向金人屈膝的皇帝更與國家利益相去萬里，岳飛收復失土、迎歸徽欽二宗的大志本來就與他的心思相違背，岳飛為了北伐而與他發生摩擦更使他神經過敏，岳飛統帥千軍、揮師千里的氣魄更讓他神經不安。知趙構者是秦檜，而非岳飛，唯趙構是從者是秦檜，而非岳飛，所以他寵信秦檜，毒死岳飛。宋高宗姓趙名構，肉體凡胎，自當以人論之。論其罪過，秦檜不能比；論其卑鄙，秦檜的老婆王氏又怎能出乎其上。有足夠的理由讓趙構也下跪在岳飛墓前，如果只要兩個下跪的，那也該是他和秦檜。

行文至此，心裡忽然顫栗了一下。岳飛地下有知，倘若知道我這樣想，會不會衝著我「怒發衝冠」？他背著「盡忠報國」四個字走進大牢，臨刑前在供狀上寫了八個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不知他臨刑前對那個所謂的「聖主」作何之想？趙構向金人求和，害怕欽宗南歸而危及自己的皇位，害怕岳飛功高震主而無法控制，對於這一切臨刑前的岳飛或許已經明白了，但他是否知道趙構並非被秦檜等人所蒙蔽，趙構本人就是殺害他的元兇？即使那時他已知道趙構的真面目，他會直言痛罵這個君王嗎？即使他如今在地下知道了當年的真相，他會答應讓這個君王跪在他的墳前嗎？

 忠孝忠孝，縱然是再無恥的皇帝再混帳的父母，也不能過分怪罪，更不能站起來反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千年禮教以血緣文化為基礎，織成一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網。這張大網不僅被一代代的專制者澆鑄得鋼鐵般堅硬，而且沉澱在一代代中國人的靈魂深處，成為一種既受其害又自覺維護的神聖公理。極少有人能掙脫這張大網，無論是行為上還是心理上都很難。叱吒風雲的岳飛不能，豪邁爽朗的陸遊也不能。「看盡江湖千萬峰，不嫌雲夢芥吾胸。戲招西塞山前月，來聽東林寺裡鐘」。這是陸遊1170年6月登廬山時留下的詩句，瀟灑，曠放，心胸大而小天地。類似的詩句在陸游集中還有很多，他無疑是一個樂觀豁達、熱烈奔放的詩人。「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這兩句詩就鼓舞了許多迷茫困頓中的人們。然而，他對自己那個蠻橫的母親卻毫無反抗的餘地。為順從母命，奉守孝道，他以一紙休書離棄了唐婉，唐婉鬱鬱而死，他自己抱恨終生。這段婚姻悲劇後人皆知，《釵頭鳳》成了人們熟知的經典，但那種錐心泣血之痛大概只有陸遊本人感受最切了。六十三歲時他說「喚回四十三年夢，燈暗無人說斷腸……人間萬事消磨盡，只有清香似舊時」；七十五歲時他說「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八十一歲時他說「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裡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八十四歲時他說「沈家園裡花如錦，半是當年識放翁。也信美人終作土，不堪幽夢太匆匆」。五十多年苦苦哀思，他到死也忘不了唐婉。《釵頭鳳》長嘆「錯！錯！錯！」猿鳴三聲，杜鵑啼血，然而，究竟是誰之錯？「孤愁忽起不可耐，風雨溪頭姑惡聲」，那個風雨之夜的「姑惡聲」讓他那麼敏感，想必會讓他想到普天之下還有許多陸游和唐婉，還有許多像他母親那樣的人。 

南宋時代「忠」「孝」文化越來越趨於極端，而在理論上將其推到極端的是朱熹。南宋的廬山有一大盛事，那就是朱熹在這裡興辦白鹿洞書院，此時距蘇東坡的廬山之行將近一百年。蘇東坡置身廬山而眼觀八方，「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以通達寬容的心態理解萬事萬物；朱熹卻恰恰相反，他鑽進白鹿洞尋求永恆而絕對的「理」，而將一切不合乎終極之「理」的事物盡皆排斥。他最害人的話是「存天理，滅人欲」，似乎人的所有欲望都不合乎他所說的「理」，因此要徹底滅絕。 

「誅茅結屋想前賢，千載遺蹤尚宛然」，朱熹在廬山上遍訪前賢遺蹤，除了眾所推崇的陶淵明外，他最敬仰的人物就是理學的鼻祖周敦頤了。「發明正學久無聞，千載寥寥獨見君」，「我率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芬」。理學自周敦頤始，到朱熹而集大成，周敦頤在廬山興辦濂溪書院，朱熹在廬山興辦白鹿洞書院。他教導弟子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然而又規定了五條《白鹿洞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的學、問、思、辯、行，都得嚴格遵循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

 周敦頤死後有人修建濂溪祠，朱熹的門徒們就為他興建廟宇。雖然這廟宇按朱熹的意見改為宗儒祠，但享有最隆重祭祀的還是他，他成了後世的儒學聖人。於是，廬山又成了儒學的聖地。

 朱熹以博學著稱，即使是蘇東坡也有所不如。史學、經學、文學、音樂學，乃至從地質變遷到宇宙演化的自然科學，朱熹都廣為涉獵，廣為論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他的絕句《觀書有感》寫的是讀書的體會，與蘇東坡的《題西林壁》同為宋代理趣詩的代表作：「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文筆鮮活，詩意鮮活，不過他所說的「源頭活水」是指博覽群書。而他的博覽群書不僅是要獲得廣博的知識，更是為了尋找一個先天地存在而且比天地更永恆的「理」。「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宇宙之間，一理而已」，「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是在這裡」。佛家有言「一月普現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攝」，朱熹以此來闡述他那絕對的唯一的「理」。他博覽群書，懷抱神聖的理想，以科學的理性精神孜孜以求，最終卻是為了一個絕對真理而鑽進狹長而可怕的牛角。 

朱熹的學說吸收了佛道兩家的某些說法，但歸根結底還是傳統儒家的倫理綱常。「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運行，無所適而不在」。這種等級化極端化的道德信條最為皇帝所鐘愛，明清時代的皇帝們無不推崇朱熹，從黎民百姓到朝廷大臣都要以朱子語錄為行為規範，而皓首窮經的科場文人們首先要讀的就是朱子學說。一個人生下來就要懂得「忠」「孝」二字，在家要「孝」父母，在國家要「忠」皇帝；而作為女人，還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丈夫。理學的盛大使中國文化蹣跚在陳舊迂腐的泥濘裡，中國人為此付出了難以想像的沉重代價。朱熹所苦苦以求的絕對真理在長達數百年的漫長歲月裡成了無人可以掙脫的鐐銬，且不說忠臣孝子的悲劇，也不說貞女烈婦的痛苦，只說一代代女子那一雙雙被扭曲的三寸小腳，就令人長聲浩嘆！

三寸金蓮非自朱熹的時代開始，但朱熹的理學卻使女人的裹腳布裹得更緊了。數百年來，女人被關在深院裡、閨房裡，能上廬山的女人想必很少吧？盡管如此，廬山道上那重重疊疊的腳印中想必也有三寸金蓮的腳印。如果她們有機會站在宗儒廟前的朱熹塑像前，從她們眼睛中流露出來的是虔誠還是幽怨？

六

元明清建都北京，北京附近有燕山。燕山上雖有長城綿亙，卻算不得文化名山，文化讓長江邊的廬山佔去了，讓黃河邊的華山佔去了，讓孔子故鄉的泰山佔去了。特別是廬山，儒、道、佛的聖地這裡都有。因此，雖然它在元明清時代遠離都城，但照舊還是儒生、僧人、道士和隱士全都嚮往的地方。元代短暫，而漢人地位太低，有錢遠來廬山的儒生相對很少，元末的戰火更將白鹿洞燒成了瓦礫。明清兩代累計五百餘年，而且各有其為時不短的太平盛世，但文化的天空大都處在漫長的梅雨季節，僵滯而沉悶，只偶爾出現晚霞或閃電。廬山上雖然有名人頻頻光臨，卻也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哲理、亮麗的詩句。相對於他山，廬山照舊是文化名山；但相對於自己的從前，廬山卻有些寂寞而失色了。廬山的風拂過無數明朝人的烏紗帽和瓜皮帽，廬山的石見識過無數清朝人的長辮和小腳，廬山的雨沖掉太多的碑銘石刻，廬山的霧抹去太多的題詩留名。 

近代史上的廬山愈加喧鬧，鴉片戰爭後進入中國的外國人也成群結隊地來了。現代史上的廬山名聲赫赫，一紙飛出，震動天下，風雨更猛烈，雲霧更神秘。從1885年起，歐美人紛紛在廬山的牯牛嶺上建立別墅。從1928年起，蔣介石及其黨政軍要人們也相繼在廬山上大興土木。1937年的廬山因牯牛嶺鬧市而極盡繁華，前所未有，1938年的廬山遭受日本人血洗，大規模屠殺也是前所未有。1946年蔣介石重回廬山，1948年蔣介石狼狽下山。半個多世紀風雨如晦，廬山上鳥來鳥去，人歌人哭，有歌舞鼓樂，有刀光劍影。從20世紀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共中央領導人幾度雲集廬山，毛澤東和江青就下榻在當年屬於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美廬別墅。1959年夏，毛澤東主持廬山會議，糾「左」突然變成批「右」，向他上萬言書的耿耿忠臣彭德懷突然挨整。1961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上寫給江青一首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就一個歷史階段而言，這是中國歷史上流傳最廣的絕句，在十年文革中即使是野山石壁、荒村土牆也到處可見。毛澤東好像已經站在了歷史的頂峰上，而以他為神的人們似乎也借著巨人的手指看到了無限風光，所謂忠誠與信仰、真理與追求、革命與鬥爭，無不走向極端。

 據說，廬山的東林寺直到80年代初才修復起來，古剎鐘聲重又響起。從那時到現在，又是二十年過去了。廬山依舊是暮煙朝靄，朝靄暮煙，雲飄霧散，霧散雲來。

 廬山還將留下更多的腳印，重重疊疊，重重疊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