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書寫的章緣 (姚嘉為)

報導: 越界書寫的章緣                              姚嘉為

台灣是母親,美國是伴侶,上海是情人 — 章緣  

 

 
2010年秋天,我在上海訪問了小說家章緣。她住在長寧區的一個小區,地點方便,鬧中取靜,住戶大多是台商或海歸。2004年她從紐約移居北京,一年後搬到上海,至今六年了。 一身淺褐衣衫,長髮在腦後攏起,臉上薄施脂粉,淺笑盈盈,章緣依然嫻靜柔美,增添了幾分婉約。說起移居後的寫作心路,她侃侃而談,才思敏捷,我聽得入神,渾忘窗外是個陰晴不定的颱風天。

章緣向來低調,不露鋒芒,其實早在1997年,她便以《更衣室的女人》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其後持續以優秀的作品說話,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和中央日報文學獎,作品被選入爾雅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聯合文學二十年短篇小說選、中副小說精選、台灣筆會文集、九歌九十四年小說選。

二十年間,章緣歷經兩次越洋遷徙,第一次是1990年從台灣到美國留學,這時期的作品以北美為場景,描寫兩性關係,女性追求自我,也擴大從新聞取材,呈現了90年代以來北美華人社會的縮影。第二次是2004年移居大陸,寫台商台幹,海歸,外企和大陸本地人,主題環繞著移居者的身份認同與調適,貧富隔閡,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但不論是哪個環境,身為小說家的章緣探索的始終是人性的幽微。

在美國用中文寫作,寫給台灣和海外的華文讀者看,固然是邊緣寫作,移居到同文同種的大陸後,她覺得自己仍是在邊緣寫作。初至大陸,她不認識任何作家,不知該向哪裡投稿,創作小說的慾望一度低落。後來和上海文化界聯繫上了,文藝生活復甦,小說創作得到文學界的賞識,在文學雜誌刊出。她的題材比以前豐富,也找到了說故事的角度,處於寫作的最佳狀態。「舞系列」和其他幾個短篇,加上一個中篇,寫來如行雲流水,2011年由聯合文學出版,書名《雙人探戈》。

如今不但兩岸三地的讀者都可以看到她的作品,國際筆會也將她的作品譯成英文,引介給國際文壇。2010年6月,她應邀到加拿大參加國際英文短篇小說研討會,在會中談短篇小說的創作心得,朗讀被譯成英文的小說〈插隊〉。

2010年11月,章緣在台北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年會中談移居大陸後的創作心路,結語說得好:「在大紐約體會到的身分認同的疑惑,弱勢族群的壓抑,異文化的衝擊等邊緣議題,在上海的台灣人也有,但是現在我有比過去更多的文化理解去捕捉它。原來鏡子牆並不是為了阻隔,而是為了讓我以自身的經驗做為敘述的基調,把自己的影像勇敢地呈現出來,然後我就能看見,很多人跟我站在一起。」

從台北到紐約 

在台大中文系求學時,章緣初露創作才華。她在現代小說選課堂上學習寫小說,作品在校內比賽中獲獎。畢業後從事文字工作,但真正開始寫小說,是90年代到美國之後。

初至美國,章緣從職業婦女變成了留學生太太,連身份證也沒有,不知道自己是誰。想認識美國,卻不知從何認識起,去哪裡認識人。這種強烈的孤絕感,促使她拾起筆來,以文字去表達。

進入紐約大學唸文化研究,她發現不少事情要克服,課本中許多名字很陌生,她對美國文化的了解有限,系裡教授都是作家,很注重語言和文字的表達,對寫報告的要求很高。取得碩士學位後,她進入北美「世界日報」當記者。在工作與母職之餘,持續創作,作品逐漸成熟,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發表,但她仍不確定是否能成為作家。1997年,她以 <更衣室的女人> 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建立了信心。 

2004年遷居大陸前,她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更衣室的女人》、《大水之夜》和長篇小說《疫》三本書。寫實的風格,靈動的文字,她的小說曉暢易讀,淡淡的筆觸,充滿巧妙的構思,象徵的運用,耐人尋味,細讀之下,更能體會作者抽絲剝繭,刻畫人性的功力。長篇小說《疫》對於曾在北美引起焦慮的蚊疫有精準的描寫,但她意不在此,藉著幾組人物,探索中年危機中的人性。她擅長營造戲劇張力,但避免過於尖銳,常以溫和的方式收尾。   

從紐約到大陸 

2004年因丈夫工作調動,她遷居北京,一年後又搬往上海。北美「世界日報」副刊邀她寫了兩個專欄:「紐約人在北京」與「上海浮潛」,後來結集出版《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 

她從外來者的角度,以台灣和美國經驗為觀照,寫出她對大陸文化及族群差異的觀察,文筆生動幽默。譬如形容逆向疾馳、超速、闖紅燈的出租車師傅為「出租車自殺客」; 北京男人「說起話來滔滔不絕,語速不快但氣勢壓人,字字像子彈,句句有來歷」,上海男人「腳踏車後頭載個小囡,車把上掛了袋青菜… 手機響了,鈴聲是《大長今》的主題曲。」她看到了京滬兩地的瑜亮情結,也寫出了台商太太在上海的寂寞和過客心態,消極的生活方式。

大陸文化也讓她產生正面的省思,如內地使用紙張的儉省,使她醒悟到在美國時用紙的浪費。她學習上海話,希望融入當地社會,在小說創作中,使用上海話和內地用語來增加地域特色。逛大陸書店,看到許多好書和愛書人,深受感動,對她而言,這種「沒有文字障礙的閱讀是何等純粹。」 

這些散文書寫對於她的小說創作也有暖身的作用。 <出租車自殺客> 中,出租車抄小路走進黑暗荒地的懸疑,出現在中篇小說<彼岸的月光>中;北京男人那句「洗乾淨了,等我回來」出現在短篇 <背叛> 中。普遍的插隊現象,是 <插隊> 的靈感來源。<敢問馬大嫂> 呈現的是個人隱私經常被窺探的不安,<越界> 多處著墨個人空間的被侵犯。<擦肩而過> 和 <親愛的顧阿姨> 寫外來者與本地人間因貧富差距引起的隔閡。

找到說故事的角度 

章緣寫小說一向很快,三五天就完成了,遇到瓶頸時,仍在動腦筋,希望度過。搬到上海後的頭兩年,基本上沒寫小說,寫小說需要等感受沉澱後,才能產生故事,她還找不到說故事的角度,遇到瓶頸,就擱置一旁,創作慾明顯低降。

自從2006年和上海文化界接軌,文藝生活復甦後,她又寫起小說來,越寫越順手,覺得找到了說故事的角度。2009年出版短篇小說《越界》,寫台商台幹,海歸,外企的生活故事,多篇從女性(台商眷屬)的角度去演繹他們的身分認同,如何在他鄉安身立命,呈現不同族群和文化間的衝撞。

2009年底的寫作狀態開始攀上高峰,她在一個月內完成五篇「舞系列」小說,各篇人物彼此有些關聯,但每篇獨立,有各自的主題,在台灣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其中,<最後的華爾滋> 入選筆會文集,<雙人探戈> 入選九歌九九年年度小說選。她寫上海的男性舞蹈老師和養尊處優的台灣太太在舞場邂逅的故事,不再聚焦於台商,上海人開始進入故事中。接著她花了一星期時間,完成中篇小說 <夢回山溝裡>,結構緊密,前後有呼應,幾乎無需修改,在「世界副刊」上發表。她發現自己的寫法比以前開放,不再著眼於族群的差異,而是看到了更多的相同,呈現普遍的人性。

獲「上海文學」賞識

作品在哪裡發表,是她移居大陸後的一大難題。在大陸發表文章,最好能有熟人介紹。在北京一年,不認識任何作家,到上海後,認識了一些台灣人,但不是當地文化界的人。她找不到發表的管道,不知向誰投稿,也不知有哪些刊物。

2006年北美作家莊信正來上海,才有了轉機。由於他的推薦,陳子善教授成為她在上海接觸文化界的第一人。他把章緣的短篇小說 <媳婦兒> 與 <背叛> 轉交給「上海文學」,幾個月後,「上海文學」出版的華語語系文學專號中,章緣的這兩篇小說與駱以軍,蘇偉貞等台灣知名小說家的新作一起刊出。

「上海文學」副主編金宇澄很欣賞她的寫法,認為「像吃魚一樣,給讀者最好的中段,而不是整條魚。」她的寫法正是台灣短篇小說的特色,注重比喻,意在言外,富於象徵性。「上海文學」每年刊出她的兩篇小說,更以首發的位置刊出她十年前的小說 <大水之夜>。至今她是在上海發表小說最多的台灣作者,新編的上海文學短篇小說精選,收錄了章緣的小說 <苦竹>,即將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以雙語出版。

外地人的話語權

在他鄉創作,她遇到的最大挑戰是「發聲的位置」,如何找到故事切入的角度,決定寫甚麼,以及寫給誰看。

她發現兩岸的編者與讀者對同一篇作品的反應和要求不同。如 <財神到> 寫一對夫婦從美國返鄉,大家期待他們出錢幫助鄉里,但他們不願意,反而是當地出去的一個人拿錢回來辦學校。以前的台灣人返鄉故事,寫的是他們和家鄉親人的衝突,章緣寫從美國回去的新一代的人,與家鄉親人感情不深。而原鄉的生活也在改善中,有人發達了,更願意出錢幫助鄉里。台灣的編輯認為這篇小說很有新意,是她風格的轉捩點。上海的編輯卻覺得題材老舊,80年代早已寫過了。

她遇到「話語權」的問題。被定位為有留美經驗的台灣作家,當地人希望看她寫台灣或台商故事,覺得她有話語權。中篇 <彼岸的月光> 寫的是台商故事,主題是族群間的不信任,但大陸編輯卻期望她寫揭露台商黑暗面的故事。

章緣也體會到,本地人可以批評上海,外來人批評,即使說得很委婉,讀者還是認為太尖銳。她曾將一些文章給晚報,回音是,文筆很好,但不適合刊登。應「上海文學」之邀,她曾寫了一篇散文 <台灣人講上海話>,寫時有如走鋼索,一方面不想太冒犯上海的讀者,要讓他們覺得有趣,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台灣作家的尊嚴,說出想說的話。寫這類文章更需要技巧,才能講出微妙的狀況。

越界書寫 

2010年6月,章緣去加拿大參加國際英文短篇小說研討會,主題為「越界小說」(The Border as Fiction)。這是主辦者第一次邀請華文作家,以台灣作家打頭陣。同時出版的還有與大會主題同名的台灣作家英譯作品集,收有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李喬、李昂、蘇偉貞、夏曼.藍波安、蔡素芬、張瀛太、鍾文音的作品,章緣的作品被選為開卷篇。 

早在20世紀初,即有越界小說,如海明威、喬埃斯、納柏可夫、康納德等作家移居異國所寫的小說。二十一世紀,由於全球化的影響,更多人跨越疆域旅行或移居他鄉,不同族群的人互動頻繁,越界小說的內容和意涵也越加多元豐富。

以章緣的短篇 <越界> 為例,文中寫出了多種型態的越界。坐火車時,胖子將手擺在兩人間的把手上,來自外地的女主角感受的侵犯,是一種越界,但他卻渾然不覺。女主角走進民家晾衣服的後院,感到闖進了人家的私領域,但住戶卻不以為忤。旅館的車子停在小吃攤前,引起了激烈的爭吵,是一種越界。故事寫的是外遇,也是一種越界,感情與婚姻的越界。

參加這次會議,讓章緣特別體會到自己邊緣作家的身份。她看到的事物和感受,與台灣來的作家不一樣;在加拿大遇見上海來的記者,倍感親切,遇見加拿大的記者,又像看到自己的同行; 在會場和美國人與台灣人都有交集。她笑道:「我是邊緣人,也是世界人。邊緣並非不利,反而因為去過很多地方,有很多理解,對寫作有幫助。」 

與外國作家交流,她的體會是,寫作不要太焦慮,要開心地寫,作品就會源源不絕而來。作者要勇敢地跨越界限,越界時,常常優點變成缺點,缺點變成優點。 

永遠的外地人 

在美國用華文寫作,讀者是台灣和美國的華人,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狀態。台灣過去二、三十年文壇許多熱鬧的潮流,她無緣參與。得了文學獎,也看不到對作品的討論,沒辦法認識同輩的台灣作家。她發現,台灣的讀者對於華人的離鄉背井和漂流不見得有興趣。 

在上海寫台灣人的故事,台灣,上海和美國的讀者都覺得相關,只要有中國人的背景,就能理解中國文化。以上海為背景,一方面能解讀,一方面也充滿了神祕性。 

在美國看到的事物,不見得能深入理解,她始終自覺是外地人。離開美國後,發現自己對美國也有感情。回美國去看鄰居親友,非常開心。奧巴馬訪問上海,與大陸年輕人座談,說話如此動人,富於領袖魅力,讓她激動莫名。 

她笑道:「我到底是哪裡人? 美國人,中國人,台灣人都是我身分的一部分。台灣是母親,是出生地,好壞都是母親。美國是伴侶,有職業,房子和責任,是伴侶關係,上海是情人,是現在進行式,很多事還在探索和發生。」

不論是哪裡人,在哪裡寫作,對章緣而言,越界帶來的種種生活體驗,最後都化為寫作的養分,讓她不斷地精進突破,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原載 2011年4月 台灣文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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