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書寫的章緣 (姚嘉為)

章緣向來低調，不露鋒芒，其實早在1997年，她便以《更衣室的女人》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其後持續以優秀的作品說話，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和中央日報文學獎，作品被選入爾雅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聯合文學二十年短篇小說選、中副小說精選、台灣筆會文集、九歌九十四年小說選。

二十年間，章緣歷經兩次越洋遷徙，第一次是1990年從台灣到美國留學，這時期的作品以北美為場景，描寫兩性關係，女性追求自我，也擴大從新聞取材，呈現了90年代以來北美華人社會的縮影。第二次是2004年移居大陸，寫台商台幹，海歸，外企和大陸本地人，主題環繞著移居者的身份認同與調適，貧富隔閡，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但不論是哪個環境，身為小說家的章緣探索的始終是人性的幽微。

在美國用中文寫作，寫給台灣和海外的華文讀者看，固然是邊緣寫作，移居到同文同種的大陸後，她覺得自己仍是在邊緣寫作。初至大陸，她不認識任何作家，不知該向哪裡投稿，創作小說的慾望一度低落。後來和上海文化界聯繫上了，文藝生活復甦，小說創作得到文學界的賞識，在文學雜誌刊出。她的題材比以前豐富，也找到了說故事的角度，處於寫作的最佳狀態。「舞系列」和其他幾個短篇，加上一個中篇，寫來如行雲流水，2011年由聯合文學出版，書名《雙人探戈》。

如今不但兩岸三地的讀者都可以看到她的作品，國際筆會也將她的作品譯成英文，引介給國際文壇。2010年6月，她應邀到加拿大參加國際英文短篇小說研討會，在會中談短篇小說的創作心得，朗讀被譯成英文的小說〈插隊〉。

2010年11月，章緣在台北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年會中談移居大陸後的創作心路，結語說得好:「在大紐約體會到的身分認同的疑惑，弱勢族群的壓抑，異文化的衝擊等邊緣議題，在上海的台灣人也有，但是現在我有比過去更多的文化理解去捕捉它。原來鏡子牆並不是為了阻隔，而是為了讓我以自身的經驗做為敘述的基調，把自己的影像勇敢地呈現出來，然後我就能看見，很多人跟我站在一起。」

從台北到紐約 

在台大中文系求學時，章緣初露創作才華。她在現代小說選課堂上學習寫小說，作品在校內比賽中獲獎。畢業後從事文字工作，但真正開始寫小說，是90年代到美國之後。

初至美國，章緣從職業婦女變成了留學生太太，連身份證也沒有，不知道自己是誰。想認識美國，卻不知從何認識起，去哪裡認識人。這種強烈的孤絕感，促使她拾起筆來，以文字去表達。

進入紐約大學唸文化研究，她發現不少事情要克服，課本中許多名字很陌生，她對美國文化的了解有限，系裡教授都是作家，很注重語言和文字的表達，對寫報告的要求很高。取得碩士學位後，她進入北美「世界日報」當記者。在工作與母職之餘，持續創作，作品逐漸成熟，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發表，但她仍不確定是否能成為作家。1997年，她以 <更衣室的女人> 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建立了信心。 

2004年遷居大陸前，她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更衣室的女人》、《大水之夜》和長篇小說《疫》三本書。寫實的風格，靈動的文字，她的小說曉暢易讀，淡淡的筆觸，充滿巧妙的構思，象徵的運用，耐人尋味，細讀之下，更能體會作者抽絲剝繭，刻畫人性的功力。長篇小說《疫》對於曾在北美引起焦慮的蚊疫有精準的描寫，但她意不在此，藉著幾組人物，探索中年危機中的人性。她擅長營造戲劇張力，但避免過於尖銳，常以溫和的方式收尾。   

從紐約到大陸 

2004年因丈夫工作調動，她遷居北京，一年後又搬往上海。北美「世界日報」副刊邀她寫了兩個專欄:「紐約人在北京」與「上海浮潛」，後來結集出版《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 

她從外來者的角度，以台灣和美國經驗為觀照，寫出她對大陸文化及族群差異的觀察，文筆生動幽默。譬如形容逆向疾馳、超速、闖紅燈的出租車師傅為「出租車自殺客」; 北京男人「說起話來滔滔不絕，語速不快但氣勢壓人，字字像子彈，句句有來歷」，上海男人「腳踏車後頭載個小囡，車把上掛了袋青菜… 手機響了，鈴聲是《大長今》的主題曲。」她看到了京滬兩地的瑜亮情結，也寫出了台商太太在上海的寂寞和過客心態，消極的生活方式。

大陸文化也讓她產生正面的省思，如內地使用紙張的儉省，使她醒悟到在美國時用紙的浪費。她學習上海話，希望融入當地社會，在小說創作中，使用上海話和內地用語來增加地域特色。逛大陸書店，看到許多好書和愛書人，深受感動，對她而言，這種「沒有文字障礙的閱讀是何等純粹。」 

這些散文書寫對於她的小說創作也有暖身的作用。 <出租車自殺客> 中，出租車抄小路走進黑暗荒地的懸疑，出現在中篇小說<彼岸的月光>中;北京男人那句「洗乾淨了，等我回來」出現在短篇 <背叛> 中。普遍的插隊現象，是 <插隊> 的靈感來源。<敢問馬大嫂> 呈現的是個人隱私經常被窺探的不安，<越界> 多處著墨個人空間的被侵犯。<擦肩而過> 和 <親愛的顧阿姨> 寫外來者與本地人間因貧富差距引起的隔閡。

找到說故事的角度 

章緣寫小說一向很快，三五天就完成了，遇到瓶頸時，仍在動腦筋，希望度過。搬到上海後的頭兩年，基本上沒寫小說，寫小說需要等感受沉澱後，才能產生故事，她還找不到說故事的角度，遇到瓶頸，就擱置一旁，創作慾明顯低降。

自從2006年和上海文化界接軌，文藝生活復甦後，她又寫起小說來，越寫越順手，覺得找到了說故事的角度。2009年出版短篇小說《越界》，寫台商台幹，海歸，外企的生活故事，多篇從女性(台商眷屬)的角度去演繹他們的身分認同，如何在他鄉安身立命，呈現不同族群和文化間的衝撞。

2009年底的寫作狀態開始攀上高峰，她在一個月內完成五篇「舞系列」小說，各篇人物彼此有些關聯，但每篇獨立，有各自的主題，在台灣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其中，<最後的華爾滋> 入選筆會文集，<雙人探戈> 入選九歌九九年年度小說選。她寫上海的男性舞蹈老師和養尊處優的台灣太太在舞場邂逅的故事，不再聚焦於台商，上海人開始進入故事中。接著她花了一星期時間，完成中篇小說 <夢回山溝裡>，結構緊密，前後有呼應，幾乎無需修改，在「世界副刊」上發表。她發現自己的寫法比以前開放，不再著眼於族群的差異，而是看到了更多的相同，呈現普遍的人性。

獲「上海文學」賞識

作品在哪裡發表，是她移居大陸後的一大難題。在大陸發表文章，最好能有熟人介紹。在北京一年，不認識任何作家，到上海後，認識了一些台灣人，但不是當地文化界的人。她找不到發表的管道，不知向誰投稿，也不知有哪些刊物。

2006年北美作家莊信正來上海，才有了轉機。由於他的推薦，陳子善教授成為她在上海接觸文化界的第一人。他把章緣的短篇小說 <媳婦兒> 與 <背叛> 轉交給「上海文學」，幾個月後，「上海文學」出版的華語語系文學專號中，章緣的這兩篇小說與駱以軍，蘇偉貞等台灣知名小說家的新作一起刊出。

「上海文學」副主編金宇澄很欣賞她的寫法，認為「像吃魚一樣，給讀者最好的中段，而不是整條魚。」她的寫法正是台灣短篇小說的特色，注重比喻，意在言外，富於象徵性。「上海文學」每年刊出她的兩篇小說，更以首發的位置刊出她十年前的小說 <大水之夜>。至今她是在上海發表小說最多的台灣作者，新編的上海文學短篇小說精選，收錄了章緣的小說 <苦竹>，即將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以雙語出版。

外地人的話語權

在他鄉創作，她遇到的最大挑戰是「發聲的位置」，如何找到故事切入的角度，決定寫甚麼，以及寫給誰看。

她發現兩岸的編者與讀者對同一篇作品的反應和要求不同。如 <財神到> 寫一對夫婦從美國返鄉，大家期待他們出錢幫助鄉里，但他們不願意，反而是當地出去的一個人拿錢回來辦學校。以前的台灣人返鄉故事，寫的是他們和家鄉親人的衝突，章緣寫從美國回去的新一代的人，與家鄉親人感情不深。而原鄉的生活也在改善中，有人發達了，更願意出錢幫助鄉里。台灣的編輯認為這篇小說很有新意，是她風格的轉捩點。上海的編輯卻覺得題材老舊，80年代早已寫過了。

她遇到「話語權」的問題。被定位為有留美經驗的台灣作家，當地人希望看她寫台灣或台商故事，覺得她有話語權。中篇 <彼岸的月光> 寫的是台商故事，主題是族群間的不信任，但大陸編輯卻期望她寫揭露台商黑暗面的故事。

章緣也體會到，本地人可以批評上海，外來人批評，即使說得很委婉，讀者還是認為太尖銳。她曾將一些文章給晚報，回音是，文筆很好，但不適合刊登。應「上海文學」之邀，她曾寫了一篇散文 <台灣人講上海話>，寫時有如走鋼索，一方面不想太冒犯上海的讀者，要讓他們覺得有趣，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台灣作家的尊嚴，說出想說的話。寫這類文章更需要技巧，才能講出微妙的狀況。

越界書寫 

2010年6月，章緣去加拿大參加國際英文短篇小說研討會，主題為「越界小說」（The Border as Fiction）。這是主辦者第一次邀請華文作家，以台灣作家打頭陣。同時出版的還有與大會主題同名的台灣作家英譯作品集，收有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李喬、李昂、蘇偉貞、夏曼．藍波安、蔡素芬、張瀛太、鍾文音的作品，章緣的作品被選為開卷篇。 

早在20世紀初，即有越界小說，如海明威、喬埃斯、納柏可夫、康納德等作家移居異國所寫的小說。二十一世紀，由於全球化的影響，更多人跨越疆域旅行或移居他鄉，不同族群的人互動頻繁，越界小說的內容和意涵也越加多元豐富。

以章緣的短篇 <越界> 為例，文中寫出了多種型態的越界。坐火車時，胖子將手擺在兩人間的把手上，來自外地的女主角感受的侵犯，是一種越界，但他卻渾然不覺。女主角走進民家晾衣服的後院，感到闖進了人家的私領域，但住戶卻不以為忤。旅館的車子停在小吃攤前，引起了激烈的爭吵，是一種越界。故事寫的是外遇，也是一種越界，感情與婚姻的越界。

參加這次會議，讓章緣特別體會到自己邊緣作家的身份。她看到的事物和感受，與台灣來的作家不一樣;在加拿大遇見上海來的記者，倍感親切，遇見加拿大的記者，又像看到自己的同行; 在會場和美國人與台灣人都有交集。她笑道:「我是邊緣人，也是世界人。邊緣並非不利，反而因為去過很多地方，有很多理解，對寫作有幫助。」 

與外國作家交流，她的體會是，寫作不要太焦慮，要開心地寫，作品就會源源不絕而來。作者要勇敢地跨越界限，越界時，常常優點變成缺點，缺點變成優點。 

永遠的外地人 

在美國用華文寫作，讀者是台灣和美國的華人，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狀態。台灣過去二、三十年文壇許多熱鬧的潮流，她無緣參與。得了文學獎，也看不到對作品的討論，沒辦法認識同輩的台灣作家。她發現，台灣的讀者對於華人的離鄉背井和漂流不見得有興趣。 

在上海寫台灣人的故事，台灣，上海和美國的讀者都覺得相關，只要有中國人的背景，就能理解中國文化。以上海為背景，一方面能解讀，一方面也充滿了神祕性。 

在美國看到的事物，不見得能深入理解，她始終自覺是外地人。離開美國後，發現自己對美國也有感情。回美國去看鄰居親友，非常開心。奧巴馬訪問上海，與大陸年輕人座談，說話如此動人，富於領袖魅力，讓她激動莫名。 

她笑道:「我到底是哪裡人? 美國人，中國人，台灣人都是我身分的一部分。台灣是母親，是出生地，好壞都是母親。美國是伴侶，有職業，房子和責任，是伴侶關係，上海是情人，是現在進行式，很多事還在探索和發生。」

不論是哪裡人，在哪裡寫作，對章緣而言，越界帶來的種種生活體驗，最後都化為寫作的養分，讓她不斷地精進突破，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原載 2011年4月 台灣文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