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不能掩蓋中國文學的硬傷 (陳瑞琳)

(編按: 美南華文寫作協會於10月27日舉辦北美地區首場莫言作品研討會，邀請該會理事評論家陳瑞琳針對莫言及其作品進行評說,下面是她的演講摘要)

 一.  莫言獲諾獎讓人既喜又憂：

    陳瑞琳獲知莫言獲獎的消息，既驚又喜，既喜又憂，心情非常複雜。喜的是華語文學歷經滄桑終於被“世界”所看見，所矚目，憂的是莫言的獲獎會讓中國當代文壇在輿論的狂歡之中掩蓋了當代中國作家所存在的精神硬傷。陳瑞琳請大家注意，這次的諾獎破天荒地並沒有頒發給莫言的某部作品，而只是宏觀性地肯定他的整體創作，這就說明莫言的作品雖然量很大，但卻很難挑出一部能夠面對“世界文壇”的代表之作。 

    莫言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國內文壇首先是大“驚”，然後才是“喜”。就民間來說，相信很多同代作家的心裡是百味雜陳，大家原來都是在同一起跑線上拼寫，且以為諾貝爾文學獎很遠，但現在突然分出高下來，而且是如此巨大的“落差”。倒是在海外一片歡騰之聲。對於中國的官方來說，面對這個大獎也有相當的尷尬，因為早先高行健2000年獲獎，中國官方曾經發表【抗議書】，但是現在莫言獲獎了，他是中國作協的副主席，而且是中國文壇百年來最大的盼望，該怎樣祝賀？又將如何評價？

    據美聯社報導，莫言是在寫第一部長篇小說時選擇了這個筆名。莫言本性話多，他說，這個筆名的意思是“別說話”，旨在提醒自己保持沉默以免惹麻煩。在海外，也有媒體對莫言的共產黨員身份提出看法，其實，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當中，包括莫言在內已有七位共產黨員。他們分別是：蘇聯的蕭洛霍夫（196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智利的聶魯達（1971年），波蘭的希姆博爾斯卡（1996年），葡萄牙的若澤-薩拉馬戈（1998年），奧地利的耶利內克（2004年），英國的萊辛（2007年）。這正印證了馬悅然的一句話：“文學質量是諾獎的唯一標準”。同時也印證了莫言的獲獎的確是文學的勝利！

    關於莫言的獲獎，海外華語世界認為這是“華語文學”的勝利。正如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美國著名作家福克納構建的“約克納帕塔法”體係而享譽文壇，莫言所創造的“高密東北鄉”的文學傳奇也將因此得到世界文壇的認同。福克納的故事來自於家鄉像郵票般大小的約克那法塔帕，莫言的故事也來自於家鄉山東高密。福克納從美國南方走向北方，走向世界，莫言從山東家鄉走向中國，走向世界。 

    但是，讓人不安的卻是中國當下的很多媒體，不去探討莫言作品的獨特價值，推動國民回歸文學的閱讀，而是著眼在“莫言近期進賬”、“莫言北京買房”、“打造高粱旅遊區”、“莫言小學”、“莫言商標”等等，莫言的名字正在成為一種商業運作的符號，這種“莫言熱”實乃令人心憂。

    陳瑞琳認為莫言的很多作品並不宜於被編入高中教材，因為高中生畢竟還是青少年，人生的閱歷還很難達到能夠理解和欣賞莫言的作品。莫言小說的歷史痛苦感和殘酷描寫，只有在相當成熟的讀者群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分享。

二 .  莫言是中國當代鄉土作家中最具文學實力的代表作家

   “莫言是中國當代鄉土作家中最具備文學實力的代表作家”，這句話肯定會得罪很多人，但是卻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我們常常認為當代作家的學養功底不如現代作家的深厚，主要是指在中國古典文學的家學淵源上和西方文學精神的洗禮熏陶這兩個層面。而莫言，正是在他先天不足的困難條件下，刻苦地、虛心地吸取中外文學的營養，從而成為當代中國鄉土作家中最具備文學實力的作家，即評論界認為的“中國農民作家中寫得最土洋結合的作家”。

    莫言，1955 年生，1967年輟學務農，小學沒有畢業。為了改變命運，他在1976年入伍，此後才是他真正的求學生涯：他先後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84－1986)、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1989－1991)，獲文藝學碩士學位。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青島科技大學客座教授。他在香港公開大學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的典禮上有一段精彩講話，闡述自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如何打開了視野，開始放眼世界文壇，又如何“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回歸到民間藝術的滋養，從而創作出如【紅高粱家族】這樣的發生在山東高密東北鄉的“歷史傳奇”。正是從早期的【透明的紅蘿蔔】開始，莫言在他的小說中構造了一個個屬於他自己的文學世界，當年就被譽為是具有著“先鋒”色彩的尋根作家。

    陳瑞琳認為一個好的小說家必須具備兩個天賦，一個是超常的想像力，一個是卓越的表達力。莫言正是如此。

    莫言曾對記者說：我小時候特別迷戀、崇拜講故事的人。那個時候，我既是一個故事的聆聽者，也是一個故事的傳播者。每次，聽了這樣的故事，我就忍不住想將我聽到的轉述給別人，將那些精彩的片段重述給大家。於是，我回到家，對我的父親母親講，對我的哥哥姐姐講。剛開始，他們對我的這種講述非常反感，但是很快他們會被我的這種講述所吸引。值得慶幸的是，我的母親後來也對我網開一面，允許我在集上聽人說書，允許我到別的村莊里聽人講故事，也允許我深夜回到家中，面對很小的油燈，在她一邊縫製棉衣的時候一邊聽我講我剛剛聽到的故事。當然，有的時候我記不全了，我就開始編造，按照自己的想像銜接我記憶的殘片。回想起來，後來我從事文學寫作，寫小說、寫劇本，可能就是從給我母親講故事開始。僅僅具備了想像力和表達力的天賦也是不夠的，還需要具備深刻的批判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的作品在現實主義的批判能力上也是在當代中國作家中獨樹一幟的。

    莫言說：回顧4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那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最奇異的一段時期，人們經歷著史無前例的狂熱。一方面，整個國家經濟停滯，人民貧困，人們缺吃少穿，終日掙扎在生死線上；另一方面，那個時代的人有著強烈的政治熱情，挨餓的人民勒緊褲腰帶也要追隨黨的共產主義實踐。那時我們相信，雖然忍飢挨餓，但我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我們相信世界上2/3的人民都生活在悲慘之中，我們的神聖使命就是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直到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們才最終開始面對現實，彷彿大夢初醒。

    莫言在他香港公開大學的演講中曾特別強調：好的文學是揭露社會和歷史的陰暗的，甚至是揭露人性的陰暗和惡。所以，莫言的主要作品《檀香刑》《生死疲勞》《丰乳肥臀》《紅高粱家族》《透明的紅蘿蔔》《四十一炮》《天堂蒜薹之歌》《白狗鞦韆架》《酒國》《食草家族》《蛙》等，無一不是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所做的深刻解剖。儘管他的表達“很複雜”，儘管他無法超越客觀的和主觀的種種局限性，但是他在作品中所努力的大膽與犀利，已經是令人“嘆為觀止”，尤其是他在“大膽嘗試超越倫理思維的底線”。

    諾貝爾獎的官方網站如此評價莫言的作品：“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正是抓住了莫言創作的靈魂和要害。國內學者也認為：莫言是魔幻現實主義向東方轉移的過程中，接觸最早、走得最遠、成就最大的作家。

    莫言說過，他身邊有兩座高樓，一座是福克納，一座是馬爾克斯。他還有很多老師，比如說他的《白狗鞦韆架》，就是從《傷心咖啡館之歌》那裡受到啟示。還有他的《檀香刑》就明顯地受到了卡夫卡的短篇小說《文身刑》的深刻影響。 

    另外，他吸取民間敘事經驗。傳說、歌謠、民間小調都給了他快意的形式啟示。他不喜歡文人腔，書面語的敘述習慣在他那裡也被遏制了。有評論家說：“莫言的文字，有《三國演義》式的縱橫捭闔，也有《聊齋誌異》的詭秘，但更多的是高密東北鄉的謠俗之調的流轉。他借用了梵高式的零亂不規則的畫面感，從帶著土地氣息的詞語裡找到了個人生命的感知方式。”

    關於莫言的獲獎，我們也要看到莫言是當代中國作家中翻譯成外國文字最多的一位作家。在此，陳瑞琳強調其實應該向全世界的漢學家們致敬！向馬悅然、葛浩文、陳安娜他們致敬！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眼光和勇氣，就不會有華語文學走向諾貝爾文學獎！

 三 . 莫言創作的局限性以及中國當代作家的精神硬傷

   毫無疑問，2012年莫言的獲獎，對於正在低迷中的當代中國文學無疑是注入了一針最有力的強心劑。早在2009年，就有學者著文稱《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今因為莫言的獲獎，也有人發出聲音證明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超過了中國現代文學”等等。對此，陳瑞琳認為必須要冷靜、客觀地評價一個作家與一個時代的關係。

    莫言的獲獎，的確是“為我們的文學、更重要的是為我們的漢語文學，狠狠地爭了一把光榮，同時也狠狠地增強了我們的自信。 ”但這絕不是說莫言的作品就沒有他的缺陷和局限性。中國當代作家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並不能說中國的當代文學就走到了世界前沿，更不能簡單地判定說當代作家已經超越了現代作家。試問：莫言小說中的人物能夠超過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嗎？莫言小說的詩意境界能夠超越沈從文嗎？莫言對白話文的運用達到了老舍先生的爐火純青嗎？這還僅僅是一個最簡單的比較。尤其是我們不能因為莫言的獲獎，就忽略和掩蓋了中國當代文學所存在的精神硬傷。

    令人敬佩的是，在國內已經有一些清醒的學者看到：80年代以來，包括莫言在內的不少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派的借鑑還是僅僅限於形式，止於皮毛。西方現代派小說除了形式的多樣以外，還體現在極為豐富的人文精神。但我們的作家很少有人能夠真正深入地領會道卡夫卡、加繆、貝克特、馬爾克斯等偉大的西方現代派作家的那種人文精神。

    莫言作品的局限性，她認為首先是體現在莫言站在農民立場的歷史觀。學者看到了莫言的重要作品《檀香刑》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傾向，從而極大地限制了這部作品的精神高度。莫言自言《檀香刑》的主題是“客觀上是反侵略、反殖民化的”。但是，在由中國封建專制國家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的漫長過程中，以政治極端主義來“反殖民化”，是無法揭示出歷史的真實的。也有學者將《檀香刑》和卡夫卡的短篇小說《文身刑》比較，作為“民族主義者”的莫言，是沉浸在酷刑的「華美的大戲」中，而作為人文主義的卡夫卡，則是批判性地揭示了人性的殘忍。莫言在他的作品中把極爲複雜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現象簡化爲民眾與外敵入侵的矛盾衝突，從而缺乏卡夫卡的那種人性批判精神。

    莫言作品在藝術上的局限性，陳瑞琳同意著名漢學家馬悅然的話：“感覺他寫得太多了，他的書有現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在文字的節制和精緻上，陳瑞琳認為嚴歌苓做得更好！

    綜上所述，莫言的成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是莫言在思想和藝術上的局限也正是中國當代文學不能迴避的硬傷。這個硬傷既有客觀的原因，但也是作家自身的成長經歷所帶來的身份困惑。我們為莫言歡呼，但並不能因此就認為中國的當代文學真的就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文學被“世界”所承認的道路依然路漫漫而修遠兮，還需要眾多執著於漢語寫作的作家繼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