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白女子 (劉大任)

 

    薄暮時分，一名蒼白女子沿牆疾走。

 

    這是我最初也是最後的張愛玲印象。

 

    這個印象，對海內外眾多張迷而言，不僅無法理解，而且不能接受，我知道。 

    但那是一九六八、六九年之交，又一個張愛玲一度恐懼過的“大難將至”的時代。你如果未曾經歷過，一定無從設想。人活著的時代，人活過的時代，其中恒有斷層。你與我，以及我與張愛玲之間，有跨越不了的鴻溝，我的表述，只能當故事讀。 

    我的張愛玲印像是時代直觀與親眼目睹的混合產物，裡面有她的外在形象，也有我的內在活動。 

    我那時在加州（柏克萊）大學讀博士學位，主修比較政治，專攻現代中國革命史。留下永恆印象的那天，我記得特別清楚，正在思考如何將社會學家愛德華•席爾斯（Edward Shils）有關落後國家知識菁英理念異化的學說，適用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救國意識。 

    黃昏前後，我從研究室下樓來到街面，只見一名全身素白的女子沿牆疾走，擦身而過。等到我發動引擎準備上路，才忽然想到，那就是我的新同事張愛玲。

    為了幫助我完成學業，陳世驤教授給我在加大現代中國研究所謀了一個差事，號稱 ‘助理專家’，其實就是工讀生。我的固定工作包括教洋學生中文。洋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但都是博士或博士後研究生。程度低的只能教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之類，高的也可以高到明清史料，甚至於地方志、墓誌銘。 

    張愛玲的辦公室在我隔壁，若不是她的前任莊信正透露，我根本不知道有幸得此芳鄰。然而，張愛玲的作息習慣與常人迴異，太陽不下山她不上班，什麼時候下班當然更無人知。總之，她的安排彷彿就是為了不與任何人接觸，幸好她的工作也不需要與人接觸，因此，雖曰同事，到任一段時日，我從沒見過她。 

    現代中國研究所初期設於校外的Shattuck Avenue，即今天的地鐵站附近。但那時還沒建地鐵，整個金山灣區也沒現在這麼熱鬧，不到天黑，車馬行人已十分寥落，蒼涼氛圍中的驚鴻一瞥，不免讓我震動。 

    我那時雖非張迷，也讀了幾本她的書，而且，來往知交中，不乏張迷。水晶應該排名第一，但他到柏克萊，或許在張離開之後，因此，同他的討論，沒有現場效應。唐文標則比較複雜，他的最愛張愛玲與希區考克，皆非我所喜，尤其是唐到保釣後赴台前那段時期，思想見地不免受時代風潮所染，對張愛玲的態度只能以愛恨交加形容。楊牧那時改名不久，我們仍習慣叫他葉珊，意見稍有距離，談論時每以 ‘那婆娘’代稱。最激烈者莫過於郭松棻，他的名句是 ‘姨太太文學’。交班不久的莊信正則是張迷中的關雲長。張愛玲晚年只信任兩、三個人，莊居其一，移交前後無微不至或為這層關係的淵源。

    所有這裡提到的人，那時都在陳世驤先生的羽翼下，我們有時 ‘自詡’ 陳公門下行走。 

    這一切因緣都構成我初見張愛玲時不免震動的背景，當然還有其它••••••。 

    六十年代的柏克萊，是左派視為聖地而右派深惡痛絕的反越戰爭民權的中心，又是嬉皮靈藥文化的首都，校園裡，各類議題的政治鬥爭與思想交鋒熱火朝天，周遭的街道社區，則有世界各地前來朝聖的花神兒女，製造了一種空前絕後的波西米亞次文化。台灣貧血資訊與封閉教育系統下長大的我們一代文藝青年，乍見這種場面，能不心搖神蕩、目瞪口呆？張愛玲出現時，我和我的那批朋友，大抵處於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心理狀態。 

    張愛玲可是見過世面的人，她怎麼看我們？當時的我無從得知，只是現在回想，偶有在辦公室或社交場合見到的時候，總感覺她的眼光，好像遙對我頭部上方至少一尺的某個空間。如今，我也到了她當年的年紀，每次見到E世代的風流人物時，往往想到她避之唯恐不及的眼光。 

    張愛玲在加大的工作叫做“當代中國詞彙研究”。這種工作為何必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可能莫名其妙。必須說明，美國重歐輕亞，向為傳統，日本研究的認真起步，恐怕是珍珠港事變以後的事。 《菊花與劍》這本經典作品，便是軍方支持下的第一本人類學研究。不同於漢學的 ‘中國研究’起步更晚，如果不是韓戰中 ‘意外’ 死了幾萬人，美國學院裡肯定沒這些預算，加大現代中國研究所也無從設立。陳世驤即使愛張愛玲之才，對她的小說高度評價，也無機緣給她支援。這個邏輯固然有點簡單化，但說張愛玲後半生有幾年的生活來源為中共人海戰術間接所賜，也未嘗不能成立。

    為避共禍一路流亡到北美洲的《秧歌》作者，大概不會接受這個推理，然而，內心深處，會不會有些矛盾呢？別的我不知道，但她的工作熱情不很高，是可以見證的。張愛玲的研究主要是遍讀中共的報紙雜誌，從中挑選 ‘新語句’、’新詞組’，每年蒐集一批，並通過自己的學養，考古論今，寫一本三、五十頁的小冊子。舉例說，毛澤東用 ‘東風壓倒西風’為中國人的反帝運動打氣，這句話源於《紅樓夢》中林黛玉的某種愁情。曹雪芹為什麼這麼用？毛澤東為什麼那麼用？張愛玲的工作便是幫研究中國的洋人掌握其中的曲折變化和信息。 

    雖然一年只需要寫一本小冊子，據我所知，能力絕對不是問題，這是可以肯定的。我猜，她對這件差事的性質，一定厭惡到了極點。 

    陳世驤老師一九七一年春天心臟病突發去世，追悼會後，唐文標有句名言：“樹倒猢猻散”，不幸應驗了。 

    我於一九七二年失業後另謀出路，倉皇離開了柏克萊。張愛玲什麼時候走的，什麼樣的情況下走的，我都不甚了了。對我而言，’大難將至’ 想不到竟出於陳公的英年早逝。對張愛玲，我想，失去陳公庇蔭的花果飄零，也許只是上海時代 ‘大難將至’ 後的又一個小轉折而已。 

    柏克萊時代以後，三十多年了，自己的行踪​​也逐日蒼白，心中的蒼白女子印象，竟因此而有了點不朽的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