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也有四月天 -專訪王鼎鈞 (傅士玲)

海角也有四月天 - 專訪王鼎鈞，談《度有涯日記》與寫作      傅士玲

「這是隨意札記，心態很輕鬆，也完全沒有要表現甚麼。爾雅出版社主人小說家隱地一直提倡日記文學，有一天找到我，我這才緊張起來，袁子才不是說過嘛，『阿婆猶是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整理費了我很大的功夫。」 
                                                                                    ── 王鼎鈞2012. 12

 

 

(本文為王鼎鈞最新報導, 本網站與中華副刊於1/31/2013 同步刊出, 請看中華閱讀網)

 

2012年秋天，華人文壇有一件盛事。旅居美國36年的散文大家王鼎鈞，終於以《度有涯日記》寫出了離台赴美至今，這段紐約歲月的點滴。書名上頭「日記」二字，說明了這不是一本根據出版企劃所書寫的作品，它是鼎公的紐約生活紀實，為讀者真實呈現一位認真的作家深刻而謹慎的思想歷程。 

剛迎了2013年的歡騰，寒風襲境的紐約，一城冷清。才走進法拉盛「臺灣101」餐館，遠遠地，「北美作協」趙俊邁會長一見我就起身揮手，對面坐著的鼎公與王阿姨見狀立刻跟著站起轉身。年近88高齡、挺拔頎長的鼎公玉樹臨風雙手抱拳，王阿姨溫柔頷首眉睫含笑；滿城寒冰剎時被春風拂化，宛如《度有涯日記》第一篇的標題「海角也有四月天」。 

「海角也有四月天」寫的是鼎公初到美國原以為再不能寫作，藉信仰洗滌，才能重拾筆墨，有今日令人捧讀再三的回憶錄和日記。 

這句話不完全只描述鼎公客居他鄉歷經跌宕又奮起的心情。它其實也是鼎公這一生的縮影；挫折，絕望，思索，奮起，生命的苦纛與美好，鼎公早已視為冬盡春來的自然循環，無所謂起與落。所以，鼎公的文章總是理直未必氣壯，文字溫潤如玉也能震聾發聵，也總能面面俱到地講理，只寫「有意義的東西」。 

問鼎公是否堅持「文以載道」，他說，「文以載道，起初好像是說必須承載孔孟之道，後來是說必須負起某種使命，如抗戰，無產階級革命或反共抗俄。最後好像是說，這個『道』是作家自已的思想主張，『為我自己而藝術』。」午餐席間，他說好吃半個刈包就只吃半個，爽朗不推託，一絲不苟，足證他個人的思想主張絕對是為人處事要有規矩，這點在他歷年來的作品中也充分可見。

餐後返回鼎公家小坐，沒有午休習慣的他依舊腰桿挺直面帶微笑，作答時審慎以對，最難得的是，談笑間也毫無贅語。唯一和筆談不同的是，有了口語的抑揚頓挫，語言的機鋒少了一點銳利而多了詼諧，難怪每次鼎公的座談會總是引來笑聲連連，即使內容相當嚴肅，他也總能讓生硬的道理變得柔軟又容易吸收。舉例來說，《度有涯日記》中以抒情的筆，輕輕一揮，點出宗教與科學個別獨立卻又必須相容的關係：「宗教家在黑屋子裡打坐，科學家助他點了一盞燈，但打坐的人只看窗外的一顆星，他知道那顆星會變成太陽。」一幅畫面，具體寫實，有衝突，也有相依關係，卻只短短一句，就令人過目不忘。 

很多讀者可能都是直到讀了「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才懂得鼎公筆下大開大闔的的人生體悟，來自年少至青壯歲月時受盡命運擺弄的跌宕；溫潤的珠玉，是墜崖的江河水激起的能量，是置之死地血淚交織後對生命的寬容與省悟。為了寫回憶錄，自謙「老人吸收新知有困難，溫故還能偶有所得，隨緣讀書，沒有功課表」的鼎公，從1984年開始搜集資料，用的是「麻雀戰術」。他說，「麻雀不停的在地上找東西吃，吃下去的東西零碎細小，但是發育了整隻麻雀。我按年代先後一本一本寫，同時搜集資料的工作仍繼續進行。」即使在《怒目少年》出版後，鼎公仍因發現了大量資料而重新改寫，去年甚至也對《關山奪路》作了許多增修。 

在如此龐大的工程裡，當史料和個人記憶兩者有衝突時，該如何取捨？「對於大背景，人的記憶是靠不住的，人名，地名，時間，必須查考正式的記載。對於個人的心路，外面的雜音是不能接受的，要對自己忠實。如果史料本身有衝突，第一手優於二手，史家優於雜家，嚴肅優於流行。」 

那麼描述個人情緒、感受時，如何拿捏主觀與客觀的分界？鼎公有如此妙喻，「作者從受害人變成受益人，再從受者變成施者。這個過程我稱之為修行。如果把回憶錄寫成文學作品，還得『入乎其中，出乎其上』。作家超越恩怨，超越悲喜，超過得失利害，居高臨下，一覽眾山。為自己而寫，也為別人，為當下而寫，也為後世。」「個人的回憶錄應該是主觀的，這個主觀不是偏見，主觀照樣能面面觀，可稱之為『主觀的客觀』。」例如我在《文學江湖》寫到鄉土文學，對八方風雨都有反映，我自己的感受和主張也一目了然。這就是入乎其中，出乎其外。」

一絲不苟的處事態度，即使在寫日記時也不例外，「大人物的日記是史料，不拘文采，小人物的日記，如果供人閱讀，就不能是原料，必須是成品，也就是說，要費一番功夫整理。」我們今天看到的《度有涯日記》在鼎公心目中還有另一層意義，「我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很喜歡寫日記，可是我的日記總是有人暗中檢查。我有一篇文章『鴛鴦繡就憑君看』，記述這些經驗。1949年到台灣以後，我就不寫日記了。因此我對1996到1998這一段日記很偏愛。」他輕描淡寫這般詮釋著一段糾結的情緒，有主觀，也很客觀。 

讀過《度有涯日記》的文友可能發現了，鼎公旅美36年，但出版的這本日記卻只從1996年4月1日，寫到隔年3月。他在書中開宗明義提到，「買了三本日記簿，打算寫三年日記」。對於此問，鼎公給了一個令人期待的答案：「（日記簿用完後）沒有再寫日記。當年那些日記，『度有涯』只刊用了一半，以後還會有一本日記出版。正在寫的文章，只有在世界周刊的小專欄，每周一次。還有，紐約有些文友要我為他們講古文觀止，我講了20多篇，講稿即可出版。」 

華人文壇少有作家能普受同業肯定與尊崇，而鼎公是難得的一位。他天天在寫，一生以寫作為職業，數量與品質均佳，尤其多數寫勵志文章，猶能叫好也叫座，更是難得。但鼎公的寫作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我1978年出版了《碎琉璃》，我稱它為『胎生的文學』，打算以同樣的形式繼續寫下去，但出國以後，喪失了同樣的能力。我的《文學種子》，1982出版，《作文七巧》，1984出版，都是從台灣帶出草稿，而且都是別人所謂廣義的文學，我所謂『卵生的文學』，不是我追求的東西。1984年出版《山裡山外》，寫得很吃力，也很失敗。直到1989寫出《左心房漩渦》，才算正式恢復寫作。」 

誰也不願輕易離開故鄉。異鄉客途，不論家屋多富麗堂皇更甚故里，它始終是不斷擴大和醞釀鄉愁的一口行李。靈魂的寂寞，成就了敏銳的思考力和觀察力。種種淬鍊，匯聚在鼎公的第42本書《度有涯日記》裡，讓我們見到了，再細微的平凡瑣事，也能不慍不火寫得事事入眼饒富意味。 

初到美國時，鼎公說，「當年離開中國大陸，踏上基隆碼頭，我的感覺像再生；後來移民出國，走進美國海關，我的感覺像死亡。」 

寫出回憶錄之後，他覺得，「用天主教的『告解』做比喻吧，說出來就解脫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讀者大眾告解。寫回憶錄是為了忘記，一面寫一面好像有個自焚的過程。」

1978年，51歲的鼎公懷著「盡棄所能、所知、所學，就如同撒手西歸」的心情離台赴美，迄今36年，美國儼然他此生第三個故鄉。他曾說，「寫回憶錄不是寫自己，而是寫出當年的能見度，反映時代。」也因此，我們看到的回憶錄，不止於鼎公個人的足跡，更看到那個大時代裡千千萬萬張受苦難折磨的臉孔。 

2005年2月，鼎公的回憶錄首部曲《昨天的雲》、二部曲《怒目少年》出版，前者寫少年時家鄉的故事，後者記錄了1933到1945年抗戰時期的流亡歲月。同年5月，三部曲《關山奪路》付梓，1945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揭開自己和許多人共有的傷痕。時隔4年，四部曲《文學江湖》問世，寫自己，也寫出了台灣社會變遷和文壇的珍貴歷史。

 坐在午後靜謐的斗室，驕陽照在屋內光潔的木地板上映出美麗的琥珀色光圈，聲音宏亮的鼎公忽然輕聲召喚正在忙著設計花藝的王阿姨過來，然後微微欠身朝向我說，「要感謝她沒有什麼物質要求。」王阿姨笑著猛搖手，然後像孩子般純真地點點頭，兩人同時露出幸福與驕傲的神情。三日之後，趁離開紐約前，到「維摩詰書屋」為鼎公舉辦的讀者簽書會多帶兩本書，台上，鼎公不慍不火地說著，「正氣不等於戾氣」，我想起《文學江湖》裡鼎公嘗說，「內戰結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經破碎，台灣30年並未重建完成。」又想起他受訪時懇切的一句話：「沒有人故意要做壞事。」當傷痕還在時就已經原諒傷害自己的人，這需要多大的力量與智慧？作為讀者，我們心疼之餘，更感佩他長年寫作不輟，握著文學耿介直率的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依舊坦誠捍衛著正義，不忘初衷。 

且讓我們齊心祝禱，有福氣和緣分不斷讀到鼎公更多新作品。

作者簡介：
   傅士玲   筆名榖雨、王約，臺灣人，現居美國北維吉尼亞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所、喬治梅森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畢業，曾任職漢聲雜誌、商業週刊出版公司、壹週刊。譯有《危機領導人》、《信任的深度》等，著有《蔣公獅子頭》等。現任「華府作協」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