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萊那幾年 (劉大任)

    最近，心閑意靜，選了幾個字，請一位業餘治印的朋友刻了一方閑章，一共兩句：燈火闌珊處，暗香浮動時。前一句來自辛棄疾的《青玉案》，後一句，從林和靖的詠梅名句‘暗香浮動月黃昏’中截取頭四個字，爲求與前句對應，加上‘時’。

這方閑章的內容，豈不恰好暗合回憶柏克萊那幾年的心情？有兩段詩爲證。

其一：  總是那一川煙雨
化作金光千條
向銀灰色的天幕
放大朵大朵的矢車菊
滅後復明  明後復滅

其二：  憤怒

如六月的石榴
懸一囊漿汁
於暖暖的風中。
淡紅的胎衣裏
囚著一室晶晶
個個欲裂。

兩段詩從來沒有發表，有點‘日記’的味道，都寫於一九六七年四、五月間，抵達柏克萊大約不到一年的光景。

那是一個想像決堤、情感爆炸、理性飛揚的時代，卻無端被我趕上了，何其幸運，又何其不幸！

日記似的詩句，相當忠實地記錄了一個臺灣文藝青年初見柏克萊的精神狀態。然而，我的柏克萊經驗幷未長期停留在感官層次，前後六年，從驚艷開始，逐漸融入繁重課業學習，同時應付打工生活壓力，最後投入行動，心理過程，大概分爲三個階段：蘇醒反思、懷疑背叛、決志行動。不妨就以我個人的變化爲經，以當時的社會思潮爲緯，附加旁敲側擊，設法描繪一下六十年代中後期以柏克萊爲圓心的美國‘文化大革命’。

必須先說明‘蘇醒反思’的背景。

一九六四至六六年，我在臺北參與了一些文化活動，其中包括給《筆滙》、《現代文學》寫稿，參與《劇場》雜誌的編印，《等待果陀》的翻譯和演出，《文學季刊》的創刊，和中央電影公司拍攝劇情片的實習等。除了這些文化活動，我在美國亞洲學會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工作，擔任該中心主任艾文博（Robert Irick）的特別助理。這項工作直接牽涉到現代中國的研究，我因此接觸到不少美國研究學者（其中如Michael Oxonberg, Merle Goldman等，後來成爲‘中國學’的重鎮），除了爲他們搜尋資料，還經常聯絡翻譯，安排專訪。

這兩項生活背景，決定了我的留學目的。一方面計劃兩、三年後囬臺與朋友共同創業（文化傳播事業）；另一方面，我想通過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理論、設備和材料，徹底瞭解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真相。所以，留學的目的，一半文學，一半政治，主要是知識的追求，是否取得學位，對我而言，其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囬臺創業。

柏克萊改變了一切。

艾文博是費正清的學生，哈佛大學歷史系的博士候選人，當時正在撰寫論文。他希望我去哈佛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卻選擇了柏克萊，其實與嬉皮文化、反戰運動等熱門議題完全無關。申請前，恰好在美國新聞處讀到一個調查報告，在全美大學政治系中，柏克萊名列第一。還有，我對中國現代史的認識，有個基本觀念，覺得單從歷史著手，可能難窺全貌，因此期望借助於現代社會科學的訓練，另闢蹊徑。柏克萊政治研究所是當年比較政治學的龍頭，擁有David Apter 等名家，中國研究方面則有Robert Scalapino 和Chalmers Johnson等一流師資，社會系的Franz Schurmann 和歷史系的Joseph Levenson 也都是一時之選，人才濟濟。此外還有一個私人原因，我那時戀愛的女孩子，就在柏克萊。不巧的是，等我拿到入學許可，女朋友已經宣佈跟別人結婚了。不過，我還是精神抖擻地遠赴重洋，很簡單，失戀跟我胸中的‘大業’比較起來，實在無足輕重。

從一九六六年秋到一九六九年夏，雖然柏克萊校園熱鬧滾滾，Sproul Hall（加州大學柏克萊總校區行政大樓）前面的臺階與廣場上，經常有示威活動，每天到了中午時分，便是政治教育的示範演出。入學報到註冊的那天，我便在那裏聽Mario Savio的演講。也在那裏見證了黑豹黨第一次公開的武裝表演。但我的基本行爲沒有違背留學的初衷，苦讀、打工，給臺灣的文學刊物寫稿，在陳世驤老師的卵翼下，跟楊牧、唐文標、郭松棻、鄭清茂等一批有志文學的朋友密切往來。同時，我又同一群亟欲瞭解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朋友，秘密組成地下讀書會。不過，那個讀書會絕非革命細胞組織，基本上是出於求知欲。

行爲上保持留學生的常態，思想上卻因周遭事態的潛移默化，慢慢出現了位移，這在當時，我並不十分自覺。

前面提到的Mario Savio是個關鍵人物。他是哲學系學生，跟我的臺大出身一樣，然而，他關心的已經不是十九世紀的康德、黑格爾，也不是二十世紀的數理邏輯或存在主義，他看到的是‘當下’，執著的是 ‘engage’ （干預生活）。他是一九六四年‘言論自由運動’的思想靈魂和行動領導。言論自由運動的引火點只是一件違規事件，Savio 把它延伸成根本哲學問題，喚起一代人的反思，最終形成了向現行社會體制的全面挑戰。他創造了一個新名詞 multiversity （字頭不同於university，後者意味‘唯一’，前者表示‘複合’），下面引述的文字（我的翻譯），是他在 Sprout Hall 臺階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那次靜坐示威演講的一部分，那次示威，結果造成八百名學生拘捕下獄，不過，言論自由運動從此野火燎原，後來結合越戰和黑人民權問題，掀起了遍及全國甚至全世界的青年反叛浪潮。

“主宰我們大學的是一個寡頭集團。這是一家公司。如果校務委員會是董事會，校長是總經理，那麽····，教職員就是一批雇員，而我們呢，就成了原材料。

可是，我們這批原材料，幷不想變成任何産品，最終被大學的客戶購買····。

我們是人啊！

“這就讓我選擇‘民事不服從’。到了這樣的時刻：機器的運作如此邪惡，讓你噁心嘔吐，你不能參與，甚至無法默認。你必須把你的身體放在它的齒輪上，轉盤上，杠桿上，放在所有的裝備上面，迫使它停止。你必須告訴那些控制機器擁有機器的人，除非你獲得自由，機器必須停止操作。”

Savio的語言，反映了當代新左翼社會學大師C. Wright Mills的理論，呼應了SDS主席Thomas Hayden 一九六一年冬發表的《給新（青年）左派的信》。有名的《呼倫港宣言》如此開篇：

“我們是這一代的人，孕育於至少是相當舒服的環境，安置在各地的大學殿堂裏，不安地看著我們繼承的世界····。”

一九六九年三月，柏克萊政治研究所最初接納的二十五名博士研究生，全都拿到碩士學位，但只選擇其中五人，留校繼續攻讀博士。我被幸運選中，而且是唯一的中國人。然而，時代風潮推湧之下，五個博士生，沒有一個完成學位。有人投入柏克萊社區的造反，有人加入反戰和民權組織，還有一位，拋棄一切，成爲柏克萊丘陵地‘紅色家庭’（The Red Family，一個極左派的公社）的一員。

一九七〇年底，保釣運動爆發前，我平安無事的求學生涯，出現改道脫軌，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涉及政治，第二件打亂了我的文學生涯規劃。

一九七〇年的春天，我僥倖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說‘僥倖’，並非謙詞。實際上，陳世驤先生是四位考試委員之一，他在口試過程中，確有偏袒送分的嫌疑。口試委員中，有一位專研‘組織理論’（organization theory）的年輕教授，也許爲了炫耀，對我提出的論文嚴厲批駁，而他的那套理論，我又不太熟習，當場顯得捉襟見肘。陳先生在加大的威望很高，不少當紅學者都是他的門徒出身，他開口說話，基本就是定論。那天，陳先生繼續抽著煙斗，突然打斷我跟那位‘組織專家’的論辯，要我談一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跟中共二戰後反蔣理論之間的關係。

兩個禮拜以前，陳先生的‘六松山莊’曾有一次晚會，我大放厥詞的內容，就是考場上陳先生爲我解圍所提問題的答案。

不過，因爲我在‘組織理論’上確實表現稍弱，考委會建議，要我在開始進行博士論文以前，先跟那位專家上一年課。這就造成了我的‘政治事件’。

“組織專家’要求我採納美國學院的‘投票行爲’研究法，設計一套問卷，對臺灣留美學生的政治性向做一次調查，並利用‘組織理論’，對調查結果歸納的不同性向群組，進行深入分析，以探求不同文化環境影響下的政治行爲變化。我一共發出三千多份問卷，回收不到五百，這個結果，在民調統計上幾乎無法成立。回收率這麽低，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臺灣留學生的政治冷感，本在預料之中，但低到不及六分之一，卻出乎意料。很快就有了答案。

一天, 舊金山總領事館的政治參贊來了電話，我按時赴會。參贊先生將一大疊空白問卷丟在我面前，並表示，如果我不主動撤銷這個調查，他可以把手中的空白問卷全部填好寄回，然後問：你要做個誠實的學者？還是執意要反政府？

‘問題’出在問卷裏面涉及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那一節，其中問到：你認爲哪一個政府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北京？還是臺北？

我的論文後來不得不以‘報告’的方式收場。充水的答卷無法進行科學分析，我甚至懷疑，即便是我自己收回的問卷，裏面是否暗藏污染，也難以辨別。

這還不是我列入黑名單的開始。

早在一九六八年夏，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囬臺創業的預定夥伴陳映真，因政治案件被捕，同時入獄的還有好幾個朋友。這個白色恐怖時代的良心犯冤獄，徹底打亂了我的‘大業’部署，不但一切計劃落空，臺灣文藝圈的朋友們人心惶惑，不敢公開往來聯繫，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我身在海外，倖免於難，但自此上了黑名單，連回臺的路都斷了。關於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和相關問題，我曾在《壹週刊》的專欄《紐約眼》上寫過七篇文章（收入印刻出版社出版的《冬之物語》，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攷），此處限於篇幅，不再重複。

從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七〇年冬，整整四年多時間，我基本維持一個打工苦讀的留學生生活方式。一九七〇年冬保釣運動開始，大步向前，不但思想激進化，而且放棄了知識追求，丟掉學位，變成徹頭徹尾的行動派，連頭髮衣著都變了個樣。這個變化過程，當然不是完全因爲保釣，跟那幾年柏克萊以至於全世界的政治、社會、文化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但在談這些之前，應該把我四年讀書生活的大致內容，做個交代。

我的指導教授主要是Chalmers Johnson，韓戰時因爲親身體驗中國援朝部隊的頑強，深感中國的覺醒與崛起是遲早的事，退役後決心研究中國。他對中國革命成功的詮釋，簡單說，核心理論叫做‘農民民族主義’。在他的指導下，我詳盡收集了二戰期間的海南島‘瓊崖縱隊’和粵東地區‘東江縱隊’的史料，並運用Johnson的‘農民民族主義’進行分析。另一個研究主題是在Scalapino教授指導下完成的，內容涉及中、蘇共之間的合作和分裂。一九七〇年春，我已經確定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和方向，並開始收集原始資料，閱讀相關理論書籍。加大柏克萊的‘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和海灣對面的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收藏了大批文獻，我在其中找到了抗戰前後香港報紙的微影片，這對研究主題‘中國民主政團大同盟’（簡稱‘民主同盟’）相當珍貴，因爲國、共兩黨的材料不免有偏見，英國統治的香港材料參照價值極高。我跟論文指導委員會多次討論後，決定利用當代社會學家Edward Shils 專案研究印度知識份子的理論，作爲我的分析框架。Shils基本認爲，未開發國家的高級知識份子大多深受發達國家的主導思想影響，印度高級知識份子，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倫敦、巴黎、柏林或紐約。我要追索的是中國知識份子從政的悲劇，民主同盟是我選擇的個案。高級知識份子組成的民主同盟，思想周密先進，專業知識趕得上世界一流水平，爲什麼無法在中國取得政治主導地位？而貼近農民的土八路卻能成功？國民黨又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些都是我想解決的問題。

我終於沒有完成論文，而且，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半吊子的革命家，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相關事件，追本溯源，答案是三個字：柏克萊。或者，更精確一點，應該是‘柏克萊人’。

六十年代中、晚期的柏克萊，究竟是個什麼神奇魔幻的地方？未曾親臨其境的人，是無法想像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期，有一句口號：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這句話，在大陸中國，始終只是口號，沒有實質意義。用在柏克萊，卻恰如其份。

搜索靈魂，不妨從由外向內，一層層剝開。

剛到柏克萊，朋友安排我住在校園南面第二條街上的一家包膳宿的私營寄宿舍，老闆是個廣東老華僑，特別照顧，給了我一個半工半讀的機會。宿舍一共三層樓，底下一層有個寬敞的客廳。每天晚上開飯前，大約有半小時，大家聚集在客廳裏看新聞聯播節目。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媒體主播的輿論威力，CBS的Walter Cronkite，雖然不是‘意見領袖’，群衆對他的信任，遠遠超過白宮和國會山莊。那也是我第一次參與政治、社會和文化議題的辯論。每到廣告時間，客廳裏面必有新聞引發的討論。當時最嚴重的挑戰是，凡是同情當局政策的意見，必然有人指出：你難道是個conformist？這個用語不好翻譯，因爲牽涉到戰後幾乎二十年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現狀，尤其是艾森豪時代一般美國人由於富裕而産生的冷漠和自足心態。字義或可譯爲‘墨守成規者’，但如不聯繫那個時代年輕人的普遍反思，就無法抓住它的輕蔑不屑感情。

一年後，我搬家到校園南大門Sather Gate以外十幾條街的二樓公寓，走路上學大概需要二十幾分鐘，每天往返四次，一定要經過柏克萊最富波希米亞氣氛的電報街。那條街道，六十年代與舊金山嬉皮文化山寨總部Haight-Ashbury齊名。電報街上，一路有各種門派的人散發傳單，鼓吹主張。沿街擺滿地攤，貨品當然以嬉皮和左翼文化的需要爲主，商店、酒吧、餐廳等的裝潢擺設，自也配合時代氛圍。因此，我的平日旅程，實際就是感官和心靈接受定時洗禮的過程。走過電報街，從南大門進入校園，首先穿過法國梧桐構成的林蔭，然後，右邊是每天不缺的Sproul Hall臺階上面的演講和示威，左邊是學生活動中心大樓和自助餐廳，中間的廣場上，擺滿一溜臨時攤位，就是代表學生和街民各種意見和學說的群衆社團進行宣傳和吸收同志的地盤。這一帶，特別是午飯前後，經常人潮洶湧，柏克萊人在這裏交換思想，爭取支持，大鬪爭、大團結，大辯論，熱火朝天。

每一年的秋季開學時候，你可以坐在學生自助餐廳的戶外露天茶座上，看新報到的學生大批湧入校園。那是一種難忘的經驗，十八、九歲的大孩子，絕大多數來自加州和全國各地中産階級的郊區家庭，血色鮮紅而衣著光鮮，眼睛睜得大大的，滿臉喜悅好奇。不到幾個月，你便發現，他們的髮型變了，神情變了，穿上了牛仔褲，脖子上掛滿色彩斑斕的珠鏈，一個新的人種就這樣完成了演化，‘柏克萊人’誕生了。

什麼叫做‘柏克萊人’？

我們可以做社會學調查，可以進行心理學分析，也可以討論歷史哲學。然而，我只需要一個簡單明確的定義。‘柏克萊人’可能有不少類型，思想傾向和追求目標也不一定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特性，他們不論男女，都是‘烏托邦的追求者’。

五十年代的美國，富裕自足，烏托邦已經死亡。人們相信，美國的制度，世界第一，唯一需要的，就是將這種完成的理想，傳播給全世界。

然後，黑人種族糾紛開始暴露，古巴事件幾乎釀成世界面臨毀滅的核冬天，甘迺迪被暗殺，接著，馬丁路德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引發了北部白人學生南下的‘自由騎士’運動，隨後，越戰真相逐步暴露，馬丁路德金被殺，羅勃·甘耐迪被殺·····，不需要烏托邦的美國，被人發現，控制著所有人命運的，原來是個‘軍事政治經濟複合體’。

這就是爲什麼，《呼倫港宣言》的開頭，SDS 的創造者之一，Thomas Hayden要說：我們是這一代的人······不安地看著我們繼承的世界。

這就是爲什麼，十八、九歲的美國大孩子，血色鮮紅而衣著光鮮，郊區臥房社區養尊處優的産物，忽然變種，背叛自己的階級，背叛自己的政府和所有既成體制，開始搜索自己的靈魂，然後，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開始尋找新的烏托邦，成爲‘柏克萊人’這個人類學的新品種。

柏克萊人大膽實驗，追求心靈解放，拋棄傳統價值，徹底改變人際關係，甚至在武裝暴動、秘密組織、東方神秘主義、邪教和迷幻藥物的嘗試中，尋找答案。

我的柏克萊經驗，前後六年。前四年，我走的是正規的留學生軌道。後兩年，我逐步進入‘柏克萊人’的世界。

雖然不斷與柏克萊當時的各種激進團體有過接觸，SDS、進步勞工黨、伊朗同學會以及反戰、民權和第三世界聯盟等諸多新左派組織的活動都稍有參與，但我的‘行動’，始終沒有脫離中國歷史的軌道。

我全身心投入的，主要是海外的保釣以及後來演變出來的中國統一運動。也正是直接參與運動的親身體驗，因‘柏克萊人’而感染實踐的‘尋找烏托邦’旅程，接受了嚴酷考驗，所有事業夢想全部報廢，學位自動拋棄，人生大轉彎，甚至對人性的本質産生難以解決的懷疑，然而，直到今天，捫心自問，沒有一絲一毫後悔。

對於今天十八、九歲的大孩子，我還是可以問心無愧說這句話：任何機緣，烏托邦出現在你的人生軌道，即使玉石俱焚，千萬不要放棄。

因爲，人活著，不為這個，爲了什麼？  （2007-08-09）